1 蒋的预定计划：庐山暑训干部，完成“建国”大业

位处江西九江的庐山不仅景色优美，对蒋介石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庐山由于和南京同处于长江沿岸，交通便利，成为了国府要员度假疗养，尤其是避暑的首选之地。蒋介石几乎每年都会到庐山，并于1933年在山上建了“美庐”别墅。除了抗战时期被迫迁都西南外，蒋介石几乎每年都会去庐山小住。国民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在庐山召开，还在这里举办了著名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每到夏天，庐山上达官要人云集，大有成为国府“夏都”之势。

1937年5月下旬，蒋介石再次来到庐山，一面疗治西安事变时所受的腰伤，一面处理军政要务。他拟在庐山举行谈话会，早早就拟定了邀请的各界人士，对国务进行咨询磋商。在此之前，蒋介石经统一内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与中共谈判，认为“共党输诚条件亦可接受” ，“对共党问题已有具体之决定”。在统一四川与两广的方面亦有进展：“粤币制统一告成，桂亦来求统一”。所以，他希望通过暑期的庐山谈话会，能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教育诸方面建设能有更多的共识。

1937年6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有如下小结：

本月对于财政、经济、外交之方案研案颇有进步，心身亦较康复，对于暑期谈话计划之决定，共党问题方针之决定，四川方案之提出，英国交换参谋与谍报等，皆有长足之进步也。

词语中透着满意。同时，他也确定了暑期训练要旨与精神讲话内容如下：

甲、科学精神与其办事方法。

乙、文武主官自修与研究日新文新。

丙、为民族复兴而牺牲一切，增进人民之生活及其精神，与为国牺牲之信念为依归。

丁、为社会与穷苦民众服务、爱群。

戊、新运与军训注重秩序，训练乡间观众须排队整列之习惯与清洁卫生。

己、壮丁训练课目注重轮重交通与通信技能。

庚、如何修明庶政。

有学者指出，民国建立以来，每次中国比较趋于真正的统一时，日本就会有较大的举动进行破坏。西安事变后，日军对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咄咄逼人。蒋对此有所察觉与准备，他时刻关注日本的举动，但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力量悬殊，中国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对倭寇祸华之毒计”要讲求对策。他想到的对策之一，是积极与英、俄等大国进行交涉，寻求国际调解中日问题的可能。蒋介石尤为重视对苏外交之运用。这与中、日、苏三国的地缘关系及日苏在远东地区的纠纷不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或期待，就是利用日苏关系趋紧的局势，让苏联卷入对日问题之中。

7月初，蒋即提醒要注意研究“总动员之范围”，认为“全国总动员机构之组织方案，首先研究订定”，“巷战与别动队民训之战术重要”。

但是，在庐山专注于暑期训练与谈话会的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一场大战就在眼前。7月初的几天，蒋介石日记中每天都记训练的演讲内容。7日，蒋介石整天在手拟“建国训练”的内容，“颇费心力”。蒋提出的建国训练，包括建国的情势、建国的方法目的与思想基础、建国的项目、建国完成的具体要则等。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与安定的环境才能实现的计划。

突如其来的日军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按部就班的计划。

2 突闻战况

7月7日晚，驻华北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之后，日军借口有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搜查，遭到严词拒绝。7月8日凌晨，日军突然炮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中国人民全面反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由此开始。

日军通过卢沟桥

8日早晨，蒋接到卢沟桥冲突的消息，立即决定“准备动员，不避战事”。8日当天，蒋做出如下部署：

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部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因为侵华日军惯用局部的挑衅来获取利益，所以蒋一时对日军进攻卢沟桥的真实意图难下结论。他在8日考虑了几种可能性，并研判日本此时对华开战并非有利时机，也就是说，基本断定 是一个局部事件，不会是一场大战：

倭寇在芦沟桥挑衅：甲、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9日，蒋继续斟酌对事变的应对之道：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先将事件作为地方事件来处理，由驻华北的第29军宋哲元负责处理，甚至幻想通过谈判让华北日军退出丰台，取消伪组织：

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10日，蒋判定日军“非夺取芦沟桥不休”，认“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的谋略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所采取的“以战求和”战略，不无相似之处。

相较于蒋介石的谨慎态度，中共方面则甚为明确。8日，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国共两党等各方团结，抵抗日军的进攻。毛泽东、朱德等人亦先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这些无疑推动着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到来。

然而，日军的侵略野心逐渐显露。卢沟桥事变初起，关东军即号召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近卫内阁的动员决议。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天皇结束避暑回到东京，并“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认为日方此举“皆内虚中干之表示”，“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但亦觉“势必扩大，不能避战”。

作为回应，蒋介石即令在庐山的行政院各部回京办公，“示我政府不在意”。12日，蒋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明令宋哲元等人“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13日，蒋预定抽调高射炮北运，派徐永昌为石家庄行营主任。中日双方均作强硬之表示，事态逐渐升级。

蒋介石最初的战略目标是“以战求和”。因此，在派中央军北上，积极备战的同时，蒋亦在考虑事件解决的条件和限度。13日，蒋拟定对日宣言之要旨：

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治协定范围以外地区之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

蒋认为，他能向日本让步的最后底线，是让日本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

蒋介石的另一个顾虑是，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原属西北军，他并能完全掌控。事变之初，宋哲元等人亦在与日方谈判，寻求事变解决的可能。蒋对宋不与中央一致、举棋不定的态度颇为顾虑：

7月14日 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之行动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

7月15日 接明轩（宋哲元字）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己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服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

蒋自信，他“对倭之政略与战略一贯实行”深有研究，判断日本”不惟无开战之决心，而且局部之战争似亦有所顾忌也”，只是要威胁宋哲元不战而屈。因此，只要表示出强硬行动，“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那段时间，事变的进展让全国情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蒋在应付北方战事的同时，却还忙着要写成其预定于18日对庐山暑期训练的演讲稿—— “建国运动方案”。14日，蒋记道：

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兴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有不在意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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