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我们更需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短期的问题，这样才能看的比较清楚，我们心里才能有数。当然，怎么理解中国经济目前的局势，今后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在过去经历了大概将近8年的时间，大多数时间我们的经济是在减速。对这样一个过程到底怎么看？我们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由过去三十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当然我们也讲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其实是在转换期。转稳了以后新的增长平台其实就是中速增长。在这背后是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机构依次的转换。

首先我们会看到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些重要的需求，包括像房地产基建一些重要的消费品，以及相应的生产品，他们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来看，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那个点，我称之为“历史需求峰值”已经相继出现，出现了以后，增长速度就开始逐步回落。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需求侧来讲主要是“高投资”，而高投资有三大需求的来源：出口、基建投资和房地产。这三大需求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随后就逐步的开始回落，回落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基本上能够稳下来，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需求侧逐步触底。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三大需求，简称“三只靴子”，已经陆续落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历史需求峰值之后，后峰值期，如何能够平稳的回落？并保持稳定的增长，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从供给侧来讲，当需求侧回落以后，供给侧反应的比较慢，于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就提出来要去产能。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去产能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中既有政府的作用，同时我特别强调，其实市场的力量还是起的基本的作用。

去产能到底解决什么问题？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它理解还是不够的。去产能实际上就是当需求侧放缓以后，通过供给侧相应的调整，在新的增长平台上达到一种新的供求平衡。这样的话才能使企业摆脱经营的困境。

应该说去产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主要的标志就是在经历了54个月的负增长以后，PPI在2016年9月份以后恢复正的增长，此后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涨幅，以至于我们讨论它是不是已经有泡沫了。工业企业的利润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以后，在2016年下半年也恢复了正的增长，最近一两年整个企业的利润情况还是不错的，和供给侧的调整直接相关。

现在供给结构所面临的挑战也很多。首先是那些低效的企业能不能退出？另外现在上游和下游利润分配是不均的。为什么这种局面能够长期保持呢？如果说市场是有效的话，通过投资产出的调整，应该是大体上能够实现均衡的分布的。之所以不能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们在上游行业的产量投资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或者市场垄断性的干预。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民营企业现在经营状况，有一部分不太好，日子比较难过，和这种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接下来金融结构的调整，当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相应调整以后，杠杆率是不是就显得比较高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杠杆就显得高了，第一步需要稳杠杆，在稳杠杆的基础之上逐步的降杠杆。但是杠杆率的变化的背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有些人以为只是一个数字的调整，这样的话可能就忽略了杠杆率的背后实际上我们需要经历的是金融结构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刻的变革。

另外我们对降杠杆的时间，长期性、复杂性可能也需要有足够的认识。从国际上来讲杠杆的变动具有长周期的特征，降杠杆在有些国家经历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正确的或者说好的去杠杆应当是在稳杠杆，稳正常经营的同时，着力解决高杠杆背后的体制政策问题，由过渡扩张的模式转向稳健或谨慎经营的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效率，逐步将杠杆率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相反，如果我们只是力图在短期之内把杠杆率指标降下来，而不注重解决杠杆率背后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不抓必要的改革，或者像有些地方那样过多的采用行政性办法降杠杆，很可能达不到政策的初衷，甚至事与愿违。比如说我们看到由于政府信用支撑的不对称，最应降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反而承压能力比较强，而民企受到的冲击要更大一些。部分地区和行业用“一刀切”的行政性办法降杠杆，引起了信用的收缩，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我们应该认识到降杠杆需要的是一场深刻的改革，也需要金融创新，其中包括我们要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应转变政绩评价机制，因为很多地方大家会看到为什么杠杆率那么高呢？是为了保持一个高的增长速度，有时候高速度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但是一定还要支撑，一定要通过加杠杆。所以你回头一看实际上还是政绩评价机制在起作用。

第二我们要打破长久以来存在的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预算软约束。

第三，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打开更多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服务的通道。最后想提一点，可以考虑增加发行低成本的长期建设国债，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最近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有很多讨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政策上的目标，金融体系特别是正规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要与民营经济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这方面我以为也可以提出具体的指标。但是最近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有一些担忧。我以为，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政策目标，要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不应该，也不可能主要是靠行政性办法，而是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尤其是要有针对性的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允许并支持那些能对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业态、产品的发展。这个可能是重点。

金融体系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不是要降低经营标准、放松风险控制，而是提出了加快金融改革开放的紧迫要求。刚才其实我讲了一个增长阶段转换的逻辑，他是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相继调整的三部曲。由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在过去六七年的时间已经调整初步到位，所以在2016年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第一次触底，开始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我过去多次讲过触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次验证。

但是在过去两年的时间，触底反弹一度成为比较强的期待，也呈现了不同类型的新周期的说法，事实上正像大家已经看到的，我们以前多次进行过分析，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者U型的增长，更不可能重回高增长的轨道，但是稳定的进入中速增长还有一段距离。

下一步我们继续推进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调整的下半场的重点的工作，特别是我刚才讲的一些挑战，同时可能重心要放在加快金融结构的调整。在稳杠杆的基础之上，逐步的降杠杆，把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和金融结构三大结构打通，新旧增长动能、激励制度、政策体系实现系统的转换，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结构调整基本到位，很可能是稳定的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一个标志。进而要实现中速平台加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根据我们的分析模型预测，2018年，也就是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上半年整个形势应该还是可以的，中端需求一定幅度的回升，但是年中以后，随着治理地方隐患债务风险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放缓。此外，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也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速的回落。而且今年马上就快到年底了，今后一段时间，随着房地产基建投资下行，并寻找新的均衡点，产业分化重组，低效产能退出，稳杠杆的基础上适度降杠杆，中速增长平台重心将会有一定幅度下移，我们希望它能够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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