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外战略沟通，既有关于中国和平意图的对外信号表达，也有在领土、政治经济争端中的信息传递。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在特朗普政府的挑动下不断升级，中美为此展开了七次战略沟通与协商。战略沟通包括信息的有效与正确传递，意图的准确表达和领会，以及谈判或战略互动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等。影响战略沟通效果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家实力、国内政治、领导人的智慧和外交艺术等等。作为中国外交的特色，中国文化心理的特质有助于推动对外关系的进展，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对于战略沟通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其一，在争端领域，将争议问题搁置，形成似乎双方都默认的共识。比如，中印领土争端初期时，特意避免提及领土的分歧；中日建交过程中，避谈钓鱼岛等争端；南海问题初期搁置争议。这种战略考虑的理由包括重视大局观，即当时最为重要的大局是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也有理性的考虑，即当时尚未出现成熟解决的条件，对于边界等问题的不熟悉，也缺乏相关实力基础。这种搁置的思维，来源于中国文化为了和谐掩盖分歧和问题的做法，同时也是由于能力和实力不足，但导致了后续的矛盾和斗争爆发。

其二，在处理双边问题以及危机管控时，重在问题定性，而不是技术细节。一方面，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特别看重双边关系中的性质定位，比如中美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一直试图让美方接受中国的定位提议，而不是优先考虑双方合作的具体原则、规范。另方面，在处理危机管控时，中国重视对于美国战略行为性质的判定，比如根据葛晓伟（Peter Gries）的研究，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中国谴责美国的侦查行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利益的侵害。美方则强调技术和细节解释，即因为中方飞行员的“干扰追踪”和“挑衅”等导致撞机事件。

其三，在打开外交僵局时借重私人关系的做法。比如，在中美解冻时期，中国为了向美国表达解冻与合作的信息，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并进行系列的有意的活动安排，试图让美方理解中国的信息。又如，在与特朗普接触时，试图通过其家里人入手，从家庭身边的成员发展关系，建立较为便捷的私人渠道。再如，对于领导人的首脑外交期待很高，想通过领导人的双边交往，解决双边关系发展中的核心利益矛盾，将中国的合作意图以及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合作与稳定的重要性告知对方，对双边关系起到稳定与关键性的导航作用。

中国外交在战略沟通过程中体现出上述中国文化心理特点，这些特点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短期内促进了双方合作，建立外交关系、维护大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奠定了良好外部环境，但在一些情境中，双方的理解和预期有较大差异，加上现实战略竞争与利益冲突加剧，沟通效果则受到一定限制。比如搁置与“隐形的”共识，虽然顾全了大局，短时期内促进了双方关系发展，但随后不久其负面效果显现，比如对方单方面突破现状，对方心理上也反感，中印、中日和南海争端均有表现。而且，特定时期也会形成一些错误的预期，比如对于领导人首脑外交作用的高估，对于搁置负面作用的估计不足，对于负面双边关系定位的过度消极悲观等。

总之，文化心理的特点会影响到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沟通的问题诊断、手段与方法的选择，以及最后的沟通效果。有效总结自身的思维方式的经验，同时跳出“自我中心主义”的禁锢，多从对方认知的角度，有助于化解文化心理差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中国对外战略沟通取得更好的效果，亦即澄清意图，防止误判，加深理解，促进共识，形成合作。

文/尹继武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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