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政治体的内在逻辑——“帝国”与世界秩序
［导读］“帝国”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深刻的一种政治体制。以往历史学家的“帝国”研究，或出于争霸动因，或出于对光辉历史的缅怀，或出于对专制体制和殖民统治的反思。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中遭遇治理困境，欧美学界兴起了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帝国研究”(Empire Studies)，试图将讨论重心从民族国家转向新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并以此奠定新的跨区域、多元性治理与国际秩序新格局的理论基础。本文作者接续这一研究转向，但更强调超越主权国家视野的限制，思考超大型政治共同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作者深刻剖析了人类历史上帝国形态的三次巨变，指出传统的“帝国”概念与“民族-国家”均不足以描述中国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甚至可能遮蔽我们对人类政治形态多样性的理解，以及对人类发展的想象空间。我们的理论研究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发展出具有主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此定位中国自身发展的方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当前政治思想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流话语中关于主权国家理论的“表达”与普遍的帝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迫使我们反思“民族国家”的概念体系，从而提出用“帝国”这个概念来重新理解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生活。
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帝国”概念，本文所说的“帝国”乃是一种描述性的社会科学概念，用来描述一种普遍存在于历史中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它既是一种包含内在复杂多样性的稳定秩序，也是一种追求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努力，即不断将自身形态普遍化到更广阔的时空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包含了人类处理普遍主义与特殊多样性的历史技艺，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力。正是建构帝国的努力和帝国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从散居各地的地方性文明迈向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文明。人类历史既是一部帝国争霸史，也是一部帝国形态的演变史。当前，人类历史正处在“世界帝国”（the Empire of the World）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历史时刻。唯有从帝国的视角出发，理解帝国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不同形态，我们才能超越主权国家这一意识形态，理解今天中国在世界帝国的历史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主权“话语”与帝国“实践”的悖论
主权理论是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在西方政治思想谱系中，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西方现代思想史的每一次思想运动都在推动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而围绕主权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科学体系至今仍支配着我们的学科知识分类。中国知识界自晚清以来也经历了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思想转变，开始以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来建构和想象世界的政治秩序。这个世界秩序的理想图景就是所有“文明国家”都作为主权国家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即所谓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从一战时期的“国联”到二战时期的“联合国”往往被看作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典范。
正是在“主权国家所构建的国际体系”这一观念框架中，我们思考政治秩序不免会习惯性地以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国内”与“外国”这两个概念作为全部问题的出发点，并由此形成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政治思潮。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
然而，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这种存在于概念中、书本上的国际秩序乃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国际秩序吗？国际秩序是由平等主权国家建构起来的吗？如果我们回到真实的国际政治实践中，法律意义上的近200个主权国家，在实践中有几个真正拥有完整的主权呢？有多少国家的主权发挥着“帝国”式的强大影响力，又有多少国家不过是这些帝国的“藩属国”甚至“帝国边疆”或“行省”呢？
在法律规范以及不少人的观念中，全球秩序是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法来维持的，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全球秩序却始终是按照帝国的逻辑运行的。有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甚至在法律意义上都未被塑造为主权完整的国家，其宪法确立的不是国家主权至上，而是国际和平和国际法原则至上。这种法律规范上的“半主权国家”的根源，在于德国和日本是帝国争霸战争中的战败国。而有些国家虽然在法律规范上拥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但其现实中的主权已经被组织到更大的帝国体系中，而这些超国家主权的帝国体系甚至是通过国际法来建构的，比如“英联邦”、“北约”、“欧盟”。有些国家虽然也是主权国家，但却可以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或者将其国内法延伸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甚至变为国际法，比如美国的海外反腐、“长臂管辖”以及经济制裁等，更不用说其公然宣扬并操纵的“颜色革命”。事实上，我们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讨论诸如“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南北问题”、“世界多极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概念时，都是围绕帝国问题展开的。
“北约”可以视为一个超国家主权的帝国体系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历史无疑是一部帝国争霸史，是一部帝国之间不断竞争、推动帝国形态从区域性帝国逐渐转向全球性帝国，然后再由全球帝国之间的争霸进而推动建构“单一世界帝国”（the single empire of the world）的历史。今天的全球化既是帝国竞争的产物，又是帝国的一种特殊形态。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帝国始终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常规主体，而主权国家只是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而且，主权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是以帝国秩序为担保的，可以说主权国家秩序乃是一种特殊的帝国形态；离开了对帝国竞争与建构新型帝国秩序的思考，我们甚至连主权国家这个概念都无法理解。因此，我们必须从帝国的视角来重新梳理历史，从帝国秩序建构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主权国家的建构。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形成
帝国首先是一种涵盖普天之下的普遍主义思想观念，其次也是一种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实践。这种观念与实践之间向来包含着巨大的内在张力：帝国观念是普遍主义的，但帝国实践往往局限在特定时空。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帝国的兴衰更迭。
人类文明的源头散布在地球上各个适合于早期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中。高寒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而热带太容易生存也就丧失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恰恰是温带地区迫使人类只有通过不断劳动和发明创造才能维持生存。因此，人类文明普遍发轫于地球上广阔的温带地区。这些文明不断发展，以至于越出自然地理边界，就形成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挑战和应战、发展和灭亡。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不断从小的地方性共同体向更大的共同体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不同文明之间不断学习、融合的过程中，也是文明之间冲突征战、挑战与应战中不断合并的过程。
在文明的历史演化中，如果我们可以将“同质性的国家”与“多元一体的帝国”看成是政治秩序的两种理想类型，那么人类历史就是“国家”与“帝国”之间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即同质性的国家之间通过军事征服结合为多元一体的帝国，而帝国经过漫长的同化整合过程又将多元的帝国秩序压缩为一种同质性的国家秩序，然后再迈向新的帝国征途。因此，国家与帝国的区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始终是相对的、动态的和连续的。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不仅作为一个名词来描述现实中的多元状态，又始终作为一个动词来描述“合众为一”、构筑“一体”的动态过程。
从“帝国”角度看，人类文明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地球上各个文明不断在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形态的辩证运动中演进，并最终整合而形成具有稳定地理边疆的区域性帝国的过程。正是这种地理上广阔、相对完整和稳定的帝国滋生出一种普遍主义的帝国意识。所谓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正是以这种帝国意识为标志：帝国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和政治建构，而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明秩序。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与相对连续的文明特质的帝国形态称之为“区域性文明帝国”。
以中国为例，早期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状态，经过不断整合形成了早期局部性部落或部落联盟，或可称之为局部帝国。这些不稳定的局部帝国在不断竞争中最终形成后来夏商周这些以中原和九州为稳定地理空间的区域性帝国，而夏商周的帝国建构只有经过孔子的思想对其进行普遍主义的哲学表达后，才形成持续稳定的政教文明体系。以至于后来秦汉、隋唐和明清的每一次帝国重建，都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的文明更新。
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敏锐地意识到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地理与文明基础。他从全球地理空间角度把整个欧亚大陆分成了以草原游牧为特征的枢纽心脏地区和以河流、平原和农业为特征的边缘地区。枢纽心脏地带以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主要的文明形态，边缘地区则被地理环境分割为四个相对高级的、以农业和商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明区域：儒教中华文明区域、印度教南亚文明区域、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明区域与基督教欧洲文明区域。我们可以将欧亚大陆的这五个区域看作是五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这些帝国是依靠地理环境的自然要素和哲学/神学之类的精神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具体的帝国王朝不断兴衰更替，但五个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不变。直至几千年之后的今天，这五大区域性文明帝国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空间地理和文明形态，这足以看出区域性文明帝国固有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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