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技术史视野下的火器革命与文明动力机制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

导读

本文从技术史视野出发，把技术史与军事史及传统政治史结合起来，围绕火器革命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有助于分析技术与文明变革的解释框架，体现出不错的理论思维。文章初稿相对冗长，经过编辑建议，在修订时择取重点，突出其认识思路的主要方面，提升了理论价值。作者结合中西大分流的视野，立足全球文明的高度，依据历史发展中具体而关键的国家军事机制，针对中西文明不同道路的演进做出自己的论断，观点虽不乏可商榷之处，但这种跳出长期盛行的“碎片化”研究的学术意识，显得难能可贵。研究视野的开阔和学术范式的鼎新，正是《探索与争鸣》所始终追寻的学术风度。由此，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优秀成果的汇聚。

——杨义成，《探索与争鸣》编辑

01

技术革命与近代国家兴衰：三种因果路径及其评述

中世纪以后，西欧发生了多场军事技术革命。随着17世纪以后火枪的改进，热兵器逐渐代替了冷兵器。早期的火绳枪存在射速过慢的缺陷，在战斗中仅被零星使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火器的射击速率大幅上升，但仍然需要通过步兵方阵和士兵间的协调来增加战斗力。这一技术进步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政局，成为一系列变革的开端。

要理解技术革命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就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发展之间的因果路径。过去的研究常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技术变革在何种时空中，以何种方式影响到了国家内部的组织形式和财政结构，从而通过制度的中介效应影响国家兴衰。这种机制比单纯的生产率或战斗力的提升更为重要。换言之，技术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船坚炮利的“硬件”变化，更重要的是为适应新技术而产生的“软件”变化，即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变化。

本文并非旨在给出一个关于技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或国家兴衰的一般性理论，而是试图在一个具体的时空情境下（18世纪初的西欧），探讨火器改进到达临界点后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层面的“蝴蝶效应”，并以此为案例来展示技术革命与国家发展之间的联系机制。本文所讨论的火器革命，主要指从火绳枪到燧发枪的改进，选择这一案例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火器革命引发战争形式变化，奠定了近代战争形态的基础。18世纪的战争迥异于16世纪和17世纪，且在其后约150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化。其次，18世纪之前的技术革命存在较多的内生性因素和干扰变量。而18世纪初技术扩散速度远高于此前，并且最重要的变量——宗教因素的作用大幅降低，故而可以更清晰地观察技术革命对制度的影响。其三，18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国际竞争逐渐加强，技术革命带来的系统效应，可以视作18世纪下半叶西欧的改革与“开明专制”的“关键先期条件（Critical Antecedents）”，因此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

过去的研究者在解释18世纪火器技术革命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时大致有三类理论。

第一种理论侧重于讨论技术变革的直接影响，即技术提升了战斗力。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将技术和战争能力直接作为度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尺度。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探讨了军事技术革命如何让欧洲获得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认为17世纪军事技术（包括科技和管理技术）的提升对18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造成深远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欧洲为案例，讨论火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欧洲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战斗力或综合实力的差异。

第二种理论认为，技术革命通过影响国家内部的组织形式，强化了国家能力，有利于实现现代化。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变化不在于军队所持有的武器，而在于军队建设本身以及使用它的政府。布莱恩·唐宁（Brian Downning）认为，战争烈度影响到国内的动员程度，最终决定了制度的差异。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阐述了高强度的国际竞争与国家建设的时序如何影响制度安排。约翰·查尔兹（John Childs）通过对整个欧洲战争史的详尽叙述，展现了三十年战争后军事变革对王室和贵族关系、国家能力变化乃至18世纪后期革命运动的影响。

第三种理论认为，技术革命加强了国际竞争，通过财政压力改变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最终影响国家的命运。技术革命除了直接带来战斗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外，还增加了国际竞争烈度。许多经典的关于“军事—财政”的著作都持有类似观点。“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塑造国家”，就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关于近代西欧国家建设的经典论述，他强调对战争资源的榨取和争夺造就了国家的中央组织结构。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认为，外部的约束条件如国际环境、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政府形式会影响君主的相对议价能力，从而影响国家的制度安排。

综合上述既有研究，本文认为，理解火器革命的影响，至少需要在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一是将欧洲视作整体，考察技术革命对其产生的影响；其二是在国家层面对欧洲各国进行案例比较研究，由此展示初始制度如何导致各国在技术革命中获益不同。进一步，我们可由火器革命的视角思考“大分流”问题，讨论火器技术在清帝国的传播，以及“东方世界”为何在18世纪初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02

火器革命在西欧的文明动力机制

技术革命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系统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之间互相联系，要素互相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其他部分发生变化。”因此，简单地从要素之间的线性关系出发，很难有效理解技术革命的文明动力机制。技术革命的非线性特征往往是因为受到多个不同方向机制的影响，即同时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机制。因此明确这些不同方向的机制有助于洞悉其复杂影响。如图1所示，除了直接影响之外，研究者还需要思考技术革命在制度层面带来的不同效应。

1. 军事能力提升与战争形态的变革

火器革命第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通过标准化生产和训练提升了国家总体的军事实力，由此引发战争形式的变化，使得建立常备军成为国家在战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军事改革带来的标准化降低了武器生产和士兵训练的成本。标准化的生产和训练，意味着整个军队变成一台巨大的军事机器，士兵和装备都如同零件一样可以替换，因而这种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规模和可控性就大大提升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欧洲君主国的战争能力明显加强。燧石发火装置极大地提高了火枪发射速率，刺刀的发明又使得火枪手能发挥长矛手的作用。东西方战争能力的差距就是在18世纪初期逐渐出现的。根据莫里斯的估算，西方战争能力在16世纪大致增长了50%，在17世纪增长了100%，18世纪又增长了50%；相比之下，东方世界的战争能力增长很少。

另一方面，火器革命使得国家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进行日常化的步兵操练以适应新的战争方式。早在17世纪初期，莫里斯亲王发现将部队细分为更小的战术单位，便于向各层级传达命令，并且日常操练可以使士兵更加顺从和更具战斗力。到17世纪末，步兵方阵和严格的军纪彻底取代了中世纪以来的个人英雄主义。步兵方阵战术和使用火枪的训练开始系统化，射击被分解为各个单一的动作，通过系统的训练来促进军队的正规化和提高射击效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步兵横队战术成为主流战法。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的战争中，对垒两军的部署是相似的：骑兵在两翼，火炮在后侧均匀分布，步兵则组成方阵，排成三列，由其中一队射击，剩余两队则装填弹药。成排射击既强调纪律性，也需要专业训练，因此需要更多军官和详尽的训练手册，而更复杂的军事策略也要求更多的训练和严明的军纪，为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常备军，这就要求建立拥有更强后勤保障能力和财政实力的新型政府。

2. 常备军制度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火器革命推动建立常备军制度，其对于西欧最重要的影响是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加速了现代国家建设。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常备军制度削弱了贵族的力量和传统的封建结构。骑士是中世纪以来贵族的象征，技术革命意味着骑士的衰落。如恩格斯所言，火器成为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骑士不再是战场上的绝对主力，盔甲在面对燧发枪时很难起到有效防护作用，这使得骑士对装备火器的步兵方阵发动中世纪式的冲锋显得很不明智。骑士在17—18世纪欧洲战场上“降格”为骑兵，其作用往往是部署在侧翼，扰乱对方的炮兵部署以防止其对己方的步兵方阵造成巨大杀伤。过去西欧君主依赖地方领主和骑士来聚集军队，这使得地方具有较大的自治权，而领主也成为地方的军政统帅。但随着地中海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西欧传统的封建经济组织开始没落，王室逐渐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转向使用常备军，从而使得政治、财政和军事力量逐渐集中于王权，贵族更加无法反抗君主，只能被迫进入法院或军队。此外，长期战争瓦解了过去的封建结构，持久的战争记忆让绝对主义成为主流，战争带来的诸多灾难使得民众更加期望从国王口中得到永久防御的承诺，并愿意付出永久性税收作为代价。

其次，常备军制度的普及使得马基雅维利等人所诟病的雇佣兵制度逐渐被现代国家抛弃。蒂利将1700年视作从“雇佣兵战争”到“民族化战争”的转折点，国家开始从自己的民族中招募人员，创建海陆军，统治者直接把武装力量和财政机构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对雇佣兵的依赖急剧减少。一方面，火器革命带来了作战方式的巨大变化。这种新的作战方式需要军队进行复杂的日常训练，并对团队协作有着更高要求，从而使得国家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来适应新型的战争。同时，常备军在修建防御工事和进行整齐划一的方阵射击这两种新的战争模式中，体现出明显优势，因为雇佣兵通常不愿意挖战壕或接受严格训练。随着战争方式的改变，多数雇佣兵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由于在战场上表现不佳而逐渐被雇主抛弃，要么接受“长期雇佣”进行标准化的日常操练，最终被转化为常备军。另一方面，由于军事开支日益增加，过去带有雇佣军性质的军团长官们开始放弃他们对军队的自主权，转而效忠于国王，以换取王室的薪金。由国家直接支付薪水的常备军比起雇佣军具备许多优势，例如可以准确掌握士兵和军官的人数和编制，有利于武器装备标准化，能够保持军纪和灌输意识形态，保证士兵的忠诚度等。士兵在长期征战过程中，也开始熟悉自己国家的人文地理，逐渐发展出现代国家意识，最终这种意识代替了地方主义意识，形成国家认同。在标准化的操练过程中，遵守上级制定的规章成为常规，单调的训练让底层士兵形成紧密的集体，由训练精良的排和连组成的社团迅速取代了按照地位形成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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