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战略应该熟知作战，这似乎应是一条不言自喻的常理。但现实是，很多战略学研究者包括一些备受推崇的战略家对战争，特别是对如何有效运用武装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知之甚少。还有学者则对克劳塞维茨和《战争论》奉为神一般的存在而盲目崇拜，在战略研究中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吉姆·斯托尔教授专门著文批判了这些现象，并以关于战略与作战的定义为切入点探讨了在研究战略时必须充分了解作战的重要性。文章编译如下：

我应约就“研究战略必须熟知作战”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从定义开始：作战（Warfare）是战争（War）行为；战略(Strategy)是（1）统帅的艺术；或（2）国家意志的军事力量运用；或（3）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及为达成既定政治目的而实施的武力威慑。下面我将就上述定义展开辨析，然后论述研究战略必须熟知作战的重要性。

定义

关于“作战”的定义看起来十分简单，它在本质上说就是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基本问题中的“怎么办”。比如，军事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作战史，即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其涉及到国家、战役、战术各层面的战争。然而，很多关于作战史的研究都注重在战术层面分析研究作战机制：比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或者1940年英国与德国的“不列颠之战”中的战术问题。

与此同时，“作战”实际上还涉及到另一个方面，即“军事力量能够或是应该打什么样的仗”，这是从非历史性角度来分析的。在战争中，历史常是我们通向未来的唯一指南，所以作战史应该能够为未来战争实践提供必要的养分。甚至可以说，战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指导未来战争实践，而不是自我陶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人特别是男性确实是十分热爱历史。我本身也是这样的人）。这一点需要切记。

接下来让我们考察“战略”的定义，这看起来问题不少。上文中我们选取了关于“战略”的三种定义，它们都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和领域来给出这个概念。因而，即便不赞同这几种说法，仍可以考虑“战略”的本真是否接近其中之一。

当把“战略”定义为（1）“统帅的艺术（art）”时，人们就是在自找麻烦。首先，“艺术”可能指代的是“统帅”的“技艺（craft）”，因为它不是指与“科学”相对的“艺术”。

当人们把“战略”定义为“艺术点或创新点”时，同样会遇到问题。比如，那是不是意味着要把一战时某位将军针对西线战争制定作战计划的创新之处看作是战略？当然不应该是。较之更为合理的是，在承认作战的重要因素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基础上，把“统帅”看作是作战的一个方面。因此，可以抛开定义（1）了。

关于定义（2）“国家意志的军事力量运用”可以深入来讨论一下。它实际是把战略定位在国家层次，其中蕴含战役和战术层次。但人们也会很快发现，仅有一部分我们将之看作是“战略”的东西符合这个定义。此外，这里还有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家”，这里就不再赘述。必须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涉及到集体人类行为的定义都应该是广泛而具有相对宽松界限的。

关于定义（3）“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及为达成既定政治目的的武力威慑”包含着人们在描述“战略”时的很多要素。与定义（2）不同的是，该说法没有提及战争的层次（是战略性的、战役性的还是战术性的），而仅表达了“政治是国家层面的政治”的意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合理的，比如，为达成地方政治目的的军事力量使用（或武力威慑）并不是战争，这点大多数人可能都会理解。然而，这个定义仍然潜在蕴含着“战术层次的武装力量运用与战略密切相关”的思想，这仍会导致一些困难。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考察这一点。

战略

让我惊讶的是，有的学者在从事战略研究时根本是基于错误的理论前提。我认为，在战略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式断言、循环论证都是不值得提倡的，这种逻辑缺陷让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我曾听过其中某些的演讲，会后很难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即使身披看似强大的表象外衣也不会掩盖逻辑上的缺陷，而且运用有缺陷的论点来反驳批评同样是不值得尊敬的。

很多战略研究文章细推敲起来都是无意义的。“纸上谈兵”的讽刺虽然令人难堪但的确是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有些沉湎于象牙塔的研究者醉心于理论上的诡辩，其研究成果对政策改革或军事力量发展起不到丝毫作用。此外，很多战略研究者都不用或者不会使用言简意赅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你不能简洁地描述某事物，只是说明你根本还未充分了解它。这句话用在这里很合适。有些研究者要么是把自己作为读者，要么是为了潜意识地展现他们以为自己有多聪明。这二者都是有害无益的。

然而，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危害，那就是把某一种学说神化、天条化。比如，有些战略家尤其是某些所谓的“古典战略家”把克劳塞维茨奉上神坛的地位，一次又一次的断言“XX是真的”仅仅是因为克劳塞维茨是这样认为的。这显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我们怎么知道？很少有战略家或战略研究者是19世纪早期标准德语的专家。所以我们都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内通过翻译来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我经常被告知“XXX”是关于《战争论》的最佳翻译版本。实际上，我根本不认为有这样一种版本的存在。而有部分战略学学者却大力鼓吹“XXX”的精确性。不好意思，那我要问了：这是东正教的观点还是自由派的？是天主教还是新教观点？等等。恐怕站在不同文化背景对《战争论》的解读也不会众口一致。

其次，为什么要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就一定是正确的？我就觉得这样不好。还有什么学科像战略学一样把一位过世已久的德国人奉上神坛？即便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就是这个学科的定论（当然我本人严重质疑这种观点），那至少人们在研究为什么是这种情况时也会有认识上的差异。是什么样的核心机制或因果联系导致如此？克劳塞维茨可没有上帝般神圣的造物力量。

教条主义本身存在问题，但它同时也会产生别的问题。关于冲突学研究的整个领域都是由悖论主导。即便是克劳塞维茨也在使用“悖论逻辑”。最近美国就有位专栏作家在文中写到了关于冲突学的九个悖论。然而，哲学的基础知识告诉我们，悖论的流行意味着人们对基础现象并未有足够深入地认知。

这会导致三个层面的认知模糊。首先，人们对基础现象没有充分认知。这是它本身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很多战略研究者似乎十分认同“对悖论的描述是冲突学研究的正统形式”这一观点，这当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提出关于它们的九个悖论。再次，很多战略学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基础现象尚未得到充分认知这一事实。这就会让人对这些学者的思想深度（实际他们是比较肤浅的）以及文章价值产生怀疑。

在我看来，我们将一位辞世已久的德国人奉入神坛的原因是双重的。首先，战略学这个学科很难。概念发展很困难。其次，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很多人思维愚钝，没有灵气。

接下来是关于解释学的问题。比如，许多战略研究会涉及到目的、方法与手段等问题。我在研究中同样会涉及到这些。但很多战略学者将之归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克劳塞维茨论述了战争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但无论你怎样阐释德语单词中的“目的”或“目标”，都不能把“辩证”看作是由三个基本元素组成，根本不能。

“哦，但是那就是克劳塞维茨的意思。”不，那只是那些所谓的思想家们归给他的，然后将之称为真理。真是垃圾！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在哪里？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如果研究战略的时候不了解战争，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