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改造。作为历史遗产的南京大屠杀，其基本史实被继承。与此同时，在新的社会框架内，随着政治热点的不断转换，被重新加以整合与诠释，赋予了新的内涵。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受害者名单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动员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运动。开展历史教育，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是宣传教育运动的重要环节。在建国初期的中国民众心目中，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史”，而日本的侵略又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伤痕。相对来说，当时不少人存在”对日本恨，对美帝不恨”的思想。这种情况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16、17两日分别在浦口及南门区开了两浦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

为广泛地发动群众，克服”畏美”、”崇美”、”亲美”的思想，培养”仇美”、”鄙美”的心态，政府有意识地把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1951年2月，南京市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为中心，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活动。2月11日，6万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二七’反对美的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3月8日，12万妇女走上街头，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是游行示威活动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在各街巷里弄召开了数以万计的回忆控诉会、纪念会，据统计，全市有80%以上的人民受到了爱国教育。

南京市还广泛征集有关日军暴行的资料、照片等史料，举办展览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从1951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连续刊发有关活动的报道，开辟了专栏《旧恨新仇》，连续发表了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血泪控诉。2月19日，南京抗美援朝分会举行各区、各界联席会议，决议定期集会，追悼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2月28日，南京市第一区举行纪念大会，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月11日，南京市各界代表3000余人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纪念30万同胞惨遭日寇屠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大会。这是新中国最早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集会。

《人民日报》对南京的游行示威及控诉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1951年2月14日，该报以《不共戴天之仇》为题，刊登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北京汽车公司职工刘康麟的惨痛回忆。4月8日，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的人民忘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达一月之久的三十万人的大屠杀？”

宣传活动大多沿着这样的路径：从控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在这样的宣传思路指导下。西方人士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在难民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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