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在其短暂的33年生涯里，同习仲勋、谢子长、高岗等人一道创建西北红军，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他们建立起覆盖20多个县的红色政权，为中共中央与各路红军落脚西北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在美国记者斯诺的眼里，刘志丹俨然现代侠盗罗宾汉：“他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一贯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在正式创建西北根据地之前，刘志丹的生涯仿佛万花筒一般，起义、失败、挫折、死里逃生、辉煌，有时还官复原职乃至飞黄腾达，各种色彩贯穿其中。他率领的部队几次被消灭，几次又凤凰涅槃。在当时的西北，如斯诺所说，“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至今，关于刘志丹的陕北民歌仍在四处传唱，“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
黄埔军校出身，23岁参加北伐，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入西北军，后又获封少将军衔的刘志丹在25岁就已成为西北工农革命军的军委主席，同谢子长一道，在陕西渭南华县发动起义。但因力量有限，冯玉祥很快以五倍兵力包围起义军。起义宣告失败，刘志丹、谢子长不得不回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经过和经验教训，时值陕北特委处在米脂遭到破坏之后的消沉时期，省委随即派他们去陕北开展武装斗争。
刘志丹（1903—1936年），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谢子长被选为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为委员。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刘谢二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建议特委抓紧创建革命武装，加紧军事活动，开展兵运工作。
两个月后，陕北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刘志丹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会议决定采取白色（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其中以白色工作为主。
在陕北和陕甘边界，刘志丹、谢子长的军事活动正式展开。
1930年春，冯玉祥为准备中原大战，将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至河南一线。为了控制后方，冯玉祥委任包头土匪出生的苏雨生为骑兵四师师长。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苏招兵买马、扩展地盘之际，先后派谢子长、刘志丹、张东蛟、高岗、张秀山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苏部，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可惜好景不长，军阀混战使苏部一触即溃，谢子长被陕北特委调回，刘志丹继续回到保安组建革命队伍。
1930年夏，刘、谢趁国民党陇东驻军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打入该部，以谭的名义张旗建军，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今志丹）的结合部三道川招募农民组建了一个团、辖两个营，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营长。正当部队积极扩充、伺机起义时，遭到了谭部张廷芝的袭击，部队在三道川被打散。事发时，刘志丹在庆阳训练队伍，在回三道川的路上得知情况才免遭毒手，谢子长也乘着夜色逃脱。军事活动受挫让刘志丹意识到依附在军阀下面不是长久之计，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队伍，当务之急是要有自己的武器补给。
兵运受挫被捕
三道川兵败后，刘志丹利用保安县民团，巧袭谭世麟的二十四营（合水县太白镇民团），缴获了60支步枪和90匹骡马，创立陕甘边革命武装，在甘肃合水、庆阳、宁县和陕西保安、甘泉、安塞一带活动。1931 年初，刘志丹派游击队支部书记杨树荣去省委联系。省委指示再次与苏雨生合作，积蓄力量，准备起义。刘志丹率部来到彬县，苏雨生将其部队改编为补充团，命他驻防旬邑县职田镇。
在职田镇，刘志丹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队，继续招收革命青年，一面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当地豪绅只好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串通，密谋捕杀刘志丹。苏雨生以开会之名，将刘逮捕，并给他戴上12斤重的铁镣，严刑拷打，押入大牢。闻此消息后，中共陕西省委立即委派时任省委交通工作的高岗赶赴彬县探望，想方设法组织营救。
关于此次会面，高岗后来回忆说：“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幸得杜斌丞（刘志丹校长、时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和南汉宸（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营救，入狱第八天后，刘志丹出狱。
1931年6月，刘志丹迎来他兵运生涯中的第四次失败，本来打算到平凉的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的他，遭陈珪璋十三旅旅长高广仁的叛变、缴械，后又被陈珪璋通缉，尴尬的处境使得刘志丹不得不离开陈部，携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
自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每次策动兵运屡遭失败、逮捕，几度死里逃生，从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步悟出，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的南梁堡，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恰是积粮屯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1931年9月，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由刘志丹、马锡五建立，它下辖三个营，刘志丹任总指挥。一个月后，中共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因遭山、陕军阀的重兵“围剿”，在杨重远、阎红彦等人的领导下，先转战陕北，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支队。后又向西转移，到达子午岭山区，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会师。战友相见，分外高兴，阎红彦见刘志丹穿着破旧的衣服，头上扎着羊肚手巾，心里很是高兴，便把自己最心爱的匣子枪送给他作为见面礼。
会师后部队被改编为两个支队，南梁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陕北支队为第二支队。南梁会合的两支武装力量加上陆续转来的在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的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等一批共产党员，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以及后来组建红二十六军的基础和骨干。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来到南梁。俩人来到部队后，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以及向关中道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
关于陕西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人员一致表示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着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眼前，那就是解救部队食宿和衣物问题。其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实力，谋求发展，利用这种心理，谢子长、刘志丹与陈珪璋谈判，在保证独立的前提下接受陈珪璋的“收编”，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庆阳新堡一带。相应地，陈需向南梁游击队提供千余套军服和3000元军饷以及部分枪械修造工具。12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建立陕甘边区第一个革命政权
1932年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李杰夫（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刘志丹赶去省委汇报工作。陕甘游击队成立后，遵照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挥师南下，向渭北地区移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是时候建立根据地了。3月19日，队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倚靠地方党组织，开辟寺村原革命根据地，22日，寺村原周围72村的群众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陕甘边区第一个革命政权正式建立。
文/李崇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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