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特别是北京，常可以听到一句虽非恶毒辱骂却颇含贬义和谴责的话——“撑的!”其实“撑的”是简语，其全称表达式是“吃饱了撑的”。在球迷闹事后我们会听到长者一言蔽之：“撑的!”在孩子调皮捣蛋后我们又会听到家长的吼叫：“吃饱了撑的!”有时当我们心血来潮做出了非常的举动时，也会遭到朋友、爱人的白眼，并伴之以微微的嗔怒：“没事撑的!”“撑的”这一字眼在社会上如此流行，自然也进入了文学家们的笔下。阿城小说《棋王》中的主人公碰到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不期这竟是一位象棋高手：
后来我们见天在垃圾站下盲棋，每天回去我就琢磨他的棋路，以后居然跟他平了一盘，还赢过一盘，其实那盘我们才走了十几步。老头用铅丝扒子敲了半天地面，叹一声，“你赢了”。我高兴了，直说要到他那儿去看看。老头白了我一眼，说：“撑的?!”
寥寥两字，神情毕露。概言之，“撑的”把一种或轻或重的谴责加在各种背离常规的行为之上。深究这一词汇的字面意思和其实际意味间的关系，我们领悟到“食”，具体说“饱与饥”，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审美方式的深刻影响。一个吃不饱饭的民族形成了一个简单却坚定的逻辑：行为与肚子的状况关系密切。“撑的”的责备意味表达出这个民族行为判定上的倾向性，它认为每个社会成员首先该管好自己的肚子，少做常规之外的事，少管闲事。而见到一个成员的行为逸出正常轨道，他根据自己肚子的半饱状况，首先想到遵循常规省力，非常举动费力，这家伙何以有精力做费力的举动呢?一定吃多了，难怪。据说很多边远地区的农民过去吃不饱饭，农闲时每日只喝两碗稀粥，喝毕，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以节省消耗。这样的饥民如果见到邻居蹦蹦跳跳起来，一定会惊呼：“他们撑的了?!”
中国的俗文化和小传统，只有放在长期的、经常吃不饱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吃不饱是一种常态，偶尔吃饱反而成了变态，因此有“饱暖生淫欲”这样的名言。仿佛吃饱了就一定要生事的。但不管逻辑上如何，俗语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它自有其道理在，且一再被证实着。中国人一旦吃饱了，就自有其独特的珍惜方式，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而是大肆挥霍、今朝有酒今朝醉。每每经济刚一复苏，便是传统的消费文化勃然兴起：吃喝嫖赌、修祖坟以及鲁迅所说的中国男人的三件玩具“鸦片烟、麻将牌、姨太太”。明明是复兴之时，明明在纵情享乐，享乐者的心灵却笼罩着世界末日之感。世界固然是并无末日的，但人们却顽固地以为盛事难久、良辰不再、天公不会永远光顾我们、政策也难保明天不变，索性是妇人美酒，且向樽前一醉休。从今天众多的暴发户身上我们不是看到了“撑的”、“饱暖生淫欲”和恶性消费的复活吗?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一乱一治、一盛一衰、长期吃不饱一时撑得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中循环。
该怎样突破这一循环?马克斯·韦伯认为出路在于一种新型价值观的建立。这个价值观就是为了明天的利益牺牲今天的享乐，勤奋工作、节俭消费，积累财富投入再生产。“明天”是不能预计和谋划的，所剩下的便只有“今天”了，以致今天的大肆享乐笼罩着“末日之感”，在畸形中进行，注定是短暂的，盛筵难再。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吃饱了的人同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是大不一样的。前者确乎有更多的精力和热情需要发泄。如果我们创造不出一种新型的消费文化，就势必回归到吃喝嫖赌、祖坟、纳妾这样的文化中去。那种建立在饥饿基础上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应当扭转。“发泄”不该被视为一种可憎恶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而应该被看作是人的正常性质，所需努力的是为之寻求健康的方式。所谓“玩物丧志”曾经是善意的道德箴言，但它显然是与“饥饿文化”相适应的。“玩物丧志”的告诫有助于一个人在原始的生存竞争中获胜，而在今天大多数人“撑了”的时候，要为游戏正名，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健康的游戏中来。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走入美国社会，你会惊异他们游戏之丰富、玩乐之疯狂。观赏棒球、橄榄球，亲自操练网球、门球、游泳、冲浪、滑雪、潜水、旅游、登山、开游艇、驾飞机，可谓上天入地，并且是那样普及。吃喝，即使请客，也多是每人一菜;赌博，固然合法存在，但在整个社会娱乐中所占比例甚小。恶性消费不是主流，多数人在健康高雅的方式中打发闲暇、排遣精力。
在日本，围棋被列为很多中小学的课程。社会上有一句谚语：下围棋的没坏人。可见他们对正当游戏的重视。
随着近年中国人填饱了肚子，玩风日长。在消费和娱乐的风潮中，有吃喝嫖赌，却也有围棋、桥牌、旅游。玩，第一次在国人的生活中占有如此的比重。因而玩的健康化、高雅化正是文明再造的组成部分。球迷闹事的启发是极大的。当你看到看台上几万人饱满的精力和热情时，你不由会想，我们有宽阔的发泄渠道吗?如果我们的城乡中增添了几万个足球场供男儿驰骋，赌风大约会淡化，麻将桌大约会萧条一些了吧!
我们才刚刚吃饱，正有待建设起自己丰富的娱乐文化呢。
摘自郑也夫《语镜子》，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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