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历史的终结”？
2014年，有两本书红遍全球，一本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另外一本是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虽然各自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有些人或许会认为，这两本巨著(不仅影响巨大，而且篇幅巨长) 殊途同归，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人类社会似乎正在经历另一种“历史的终结”。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好像最终都不摆脱不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的共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政治发展似乎已经到达了真正的“历史的终结”，而不是福山25年所预测的、西方自由民主普世化的“历史的终结”。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自由民主与“历史的终结”
世人所熟知的“历史的终结”，源于福山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更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尝试过无数种其他政治制度，如君主专制、个人独裁、军人专政、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然而历史演进表明，只有西方自由民主才能“笑到最后”。
他同时指出，历史的终结，并不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就会立刻消失。福山这样写道，“因为自由民主的胜利，主要是在思想或者意识层面，在物质世界或者现实世界层面，它的胜利尚未完成”。总之，福山笔下的历史的终结，就是人类社会在政治制度上会最终趋同，选择西方自由民主。因此，他的历史终结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宣言，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民主全球化吹响了号角。
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两年，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分析了人类历史上三大民主化浪潮的起因和特点，并就民主转型以及转型之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出了种种政策建议。尽管亨廷顿并没有在此书中鼓吹历史终结论（书后的索引里连福山的名字都没有），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本书从实证和政策的角度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重要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认为，这本书表明亨廷顿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20世纪60年代宣扬权威政治到90年代推崇自由民主。亨廷顿在书中有这样一段经典之言，可以说是对民主体制最有力的辩护之一：
“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者被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特征也许使得民主政府不可取，但并不能使得这种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与政治体制的其它特征明确区分开来，民主与其它公共美德和罪恶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无论是福山还是亨廷顿，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果西方自由民主的最终结果是“效率低下、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那么这样的民主自由还能被全世界所接受吗？这并非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是不少西方民主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之一。皮凯蒂的重要贡献，就是通过前所未有的翔实数据，描述了存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自由民主与贫富悬殊
不少学者认为，自由民主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美国学者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2012年出版的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可以说是这类观点的代表。在这本书中，他们给自由民主（还包括法制）换了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上的重要差别，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了包容性制度。作者开篇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名叫那哥拉斯的小镇。边境线的北面是美国，南面是墨西哥。无论是医疗服务还是预期寿命，无论是平均受教育程度还是犯罪率，边境线北边的那哥拉斯都比南边的那哥拉斯好得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他们的答案就是包容性制度。
如果只看常用的经济发展指标，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等，那么美国和墨西哥，确实有很大差别。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政治制度的不一样（如朝鲜和韩国），或者发展水平的不一样（如美国和墨西哥），还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不一样。任何国家都有政府（虽然当今一些国家的政府名存实亡），而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税收等政策工具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从而实现社会公平。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不仅仅要看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社会公平，而社会财富分配是衡量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指标。
《21世纪资本论》的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近十个西方民主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社会财富分配。皮凯蒂把这些国家分成了两类，第一类是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即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第二类是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和日本。从19010到2010年，四个安格鲁-萨克森国家的收入分配非常相似：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世纪初达到最高点，然后一直平稳下降，直到1980年左右又开始急剧上升，并且在有的国家（如美国）已经接近20世纪初的水平。相比之下，在欧洲国家和日本，虽然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也在1910年到1980年稳步下降，但是从1980年开始，该比例的上升幅度则远远小于安格鲁-萨克森国家。
美国被广泛认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因此它的收入分配值得认真研究。皮凯蒂提供的数据显示，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在1810年占全国总财富的26%左右，并在191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45%左右，此后明显下降，但是在2010年仍然维持在35%左右。相比之下，在1810的欧洲，1%的人拥有高达50%以上的财富，并在1910年超过了60%；此后该比例急剧下降，在1970年达到历史最低点20%；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只有25%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的35%。
总之，皮凯蒂的各种数据充分表明，并非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都一样。至少在社会财富分配极其不公平这一点上，美国的民主绝对是一个例外，根本就不能代表西方自由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