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将今天的美国和中国比作一战时期的英国和德国——新兴崛起的大国不满于现行的国际秩序，想要扩大影响力，挑战已经存在的霸权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面临战争的风险？
用历史上重要的双边关系来对比中美关系，靠谱吗？今天的学者看待中国的权力积累和中美关系的龃龉时，有的将两国比做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有的比作一战时期的英国和德国——都是新兴崛起的大国不满于现行的国际秩序，想要扩大影响力，挑战已经存在的霸权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Ja Ian Chong 教授和牛津大学的 Todd H. Hall 教授重新审视了这种对比。他们仔细分析了中美关系和一战前英德关系的相似性和差异。
类比的缺陷
两位研究者承认，今天的中美关系确实和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存在高度的相似：中德都是短期内经济高速发展的非民主国家，同时又努力发展海军，试图超越作为霸权国的英国和美国；而美英都是海军霸权、民主国家，将处于上升期的大国视为外交上的挑战者。
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粗线条的相似性意味着中美将会走向战争，因为有诸多因素削弱这一类比的可靠性。
首先，一战前欧洲各国紧张的生存空间使得零和博弈效果被放大，德国的崛起使英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相比起来，太平洋的战略纵深提供给中美两国更多让步的余地，没有必要采取冒险行动。
其次，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由于中美都存有数目可观的核武库，并且在投送能力上差距不大，因此，基于对相互毁灭的恐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英德关系中不存在的变量。
此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一战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盛行。但今天世界范围内不再有殖民地可以争夺，而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是在制度框架下基于市场的竞争。国际政治从一战前充满敌意的 “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转变到冷战后以合作为原则的 “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极大降低了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尽管提出了这么多的反驳，但两位作者并没有全然抛弃掉这一类比，而是沿着这一比较的思路，客观分析了历史和现状，提醒我们可能导致战争爆发的三个现象。
Lesson 1 复杂的安全联盟
一战前，大量的双边条约让国家间相互依赖。一些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为了获得盟国的支持而许下大量承诺。同时，一些大国（比如英国）为了避免被拖入与己无关的冲突，倾向于做出模糊的表态，从而释放出绥靖的信号，这使得德国有自信发起冲突。尽管这些同盟关系都是双边协议，但一环扣一环，导致了多边的结果。
今天的东亚也是如此。小国由于害怕中国的崛起，因此尽可能绑定与美国的同盟。而美国不希望被拖入东亚的冲突，因此尽量避免作出明确的承诺。研究者认为，美国对东亚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战略模糊：既安抚盟友，又约束盟友，同时还能威慑对手。但是这种战略并不能持续下去——与英国的处境类似，这种不确定的策略会传达错误的信息，以至于盟国会有恃无恐，而对手会低估你的决心。
不仅美国，东南亚的小国家也倾向于做出模糊的战略姿态。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纷纷表示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同时又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因为他们既害怕中国的权力，又希望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益。这样的战略会使中美同时质疑与东南亚国家的长期伙伴关系的可靠性，也会导致中美加剧在这一地区竞争影响力。随着这种复杂的双边安全纽带不断加深，大国间在危机中误判的可能性也提高了。
Lesson 2 民族主义
研究者指出，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由于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导致社会经济利益的分化，政府、军队以及保守派精英日益面对来自社会民主派的压力，于是通过在公众舆论中培养民族主义来维护他们的权力。
民族主义的特点往往反民主和寻求建立强政府，它们因此是寡头体制的 “天然盟友”。同样，民族主义也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批评对外国妥协、积极支持使用军事手段。一战前的德国和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浪潮。政府既制造民族主义，又被它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所束缚。因为民族主义不能容忍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妥协，因此限制了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此外，民族主义的盛行不仅影响在政策层面，还会恶化两国民众的关系。这是一种 “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
今天的中国政府也向民族主义寻求对其合法性的支持。不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上，都能看到民族主义者活跃的身影。研究者认为，执政党在特定问题上不一定有执行弹性外交政策的能力，因为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制造了激烈的政治环境，执政者无法再忽视他们，而且还依赖他们的支持和宣传。同样，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妥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民族主义的制约。
Lesson 3 不断出现的危机
研究者认为，一战的爆发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单一的矛盾，而是一系列国际危机长期累积导致的。
在一战爆发前，欧洲出现了两次摩洛哥危机，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持续出现的国际危机带来三方面影响：首先，每一次的危机都会导致敌对双方的怨恨加深，在上一次危机中处于下峰的国家会希望在下一次危机中报复对手；其次，每出现一次危机，都导致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第三，由于每次危机都没有引起全面战争，相关国家于是放松警惕，不再克制自己的行为。
反观近两年的东亚国际关系，危机不断发生。从朝鲜半岛核试验和韩国天安舰击沉到中国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以及中日韩竞相划分防空识别区。虽然每次危机最后都安全着陆，但是相关国家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冲突也日益激烈。研究者认为，这种持续的相互挑衅以及依赖于强制的外交政策如果得不到控制，最后很有可能在朝着战争的方向上无法回头。
在结论中，两位研究者再一次提醒：认识到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不代表就能轻松解决这些问题。维护亚太和平的理想方式应该是建立持久的国际机制安排来管理这类风险。这也依赖于美国和东亚诸国有意识的避免通过以邻为壑的方式来寻求民族自豪感和政权合法性，而要尽可能采取外交手段挖掘双边合作的可能性，最终消除一百年前的英德对抗留在今天的阴影。
文/柯来阳 政见
参考文献：
Chong, J. I., & Hall, T. H. (2014).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1),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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