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宣传与鼓动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之一。苏美冷战开始后，苏联进行了宣传机制调整与改革。此后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下，整个苏联持续进行了一场系统、连续性的反美宣传，藉此在苏联民众中塑造“美国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的形象。反美宣传持续、高强度地进行，使得对美国及西方的嫌恶与敌视成功地灌注到普通民众的意识当中，并将其凝聚到了苏维埃文化的内核中。探寻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对于了解此时的宣传机制与意识形态工作，观察冷战初期文化冷战的苏联因素等，都大有裨益。
引 言
众所周知，1947年下半年苏美冷战爆发，时间转至1991年，因苏联解体，笼罩全球的冷战成为过去。但冷战史的研究并未随冷战一起走进历史，而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呈现出研究方法不断细化与视角日益多元之势。冷战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与发展起来的。
冷战文化史不同于冷战史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等传统视角，而是依托“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еремена)”这一范式转变，将视线落在了文化层面的分析，以此来阐释冷战及与之有关的问题。从这一层面理解，可以认为，冷战文化史研究发轫于苏美两大阵营之间长期的“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Культурная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而长期处于封存状态的苏联档案随苏联解体而解密流出，其中相当一部分相关档案为冷战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论证依据。
对于苏联而言，它所进行的“文化冷战”，就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塑造与宣传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借此赢取民心，稳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而其进行的“文化冷战”的载体之一就是反美宣传。学界早已熟知，自二战结束后，苏联便开始进行反美宣传，其特点是苏美关系关乎苏联反美宣传的烈度，即苏联反美宣传的烈度是苏美关系好坏的晴雨表。但是反美宣传的相关具体层面，如反美宣传机制的梳理、宣传效果的评判等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尚缺乏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以1949年前后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通过解读其掌控下的国内外反美宣传，来探究其与文化冷战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冷战爆发与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调整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震撼世界的“铁幕演说”，即题为《和平砥柱》的长篇讲话。对于丘吉尔的这篇演说，中国学者桂立认为：“如果他（丘吉尔）未能促使美国与之结盟的话，那么，他却能成功地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煽起猜疑和对抗。”[①]同月13日，在回答《真理报》记者提出的“丘吉尔的言论是否会给和平和安全带来危害”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毫无疑问，这是肯定的。丘吉尔先生现在正站在战争煽动者的立场之上，并且丘吉尔先生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②]这番话意味着，斯大林敏锐地捕捉到了从西方散发过来的要孤立苏联的气氛。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明确提出将“冷战”作为国策。至此，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正式出台。这份《国情咨文》连同大名鼎鼎的“铁幕演说”以及乔治·凯南的电报一起，清晰地表达了战后英美遏制苏联的战略意图。同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就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从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谋求世界霸权，苏联则是它谋求霸权的主要障碍”。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该电报是诺维科夫发给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但是其内容却是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亲自授意下写成的，“因此电报基本上反映了苏联政府的观点与政策”。[③]诺维科夫的这封电报可视作苏联方面对英美冷战言论针锋相对的反应。
如上所述，英美苏领导人之间紧锣密鼓的言论交锋与此一时期苏美之间的诸多政治外交争执都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英美苏反法西斯同盟的大国合作，开始转向战后的苏美两大阵营的集团对抗。面对这一形势，尤为重视意识形态宣传的苏联掌舵者斯大林有如下考虑：需要对先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口径与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这是对二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进行考量之后的结果。在斯大林的授意与直接指挥下，冷战爆发后，苏联掀起了多项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反美宣传活动直指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体制。可以说，战后苏联大规模、有系统地进行反美宣传帷幕的拉开，是与苏美冷战爆发直接相关的。
在梳理苏联的反美宣传活动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简略了解苏联的宣传系统和机制。在苏联，统筹和掌管整个宣传工作的是党中央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中央宣传鼓动部并不承担具体的宣传事务，而是为整个苏联的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掌舵和领航，是各项反美宣传活动的制定者、发起者与监督者。承担反美宣传具体工作的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党政部门、通讯社及各种出版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文学艺术作品等，通过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来构建主流政治文化，同时揭露和抨击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与反苏宣传活动。这些受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的部门和机构，必须定期、如实地向其汇报工作，而中央宣传鼓动部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下属部门，则直接向党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负责。
二战后包括反美宣传在内的苏联宣传鼓动工作，是从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内部调整与全苏意识形态机关整顿开始的。1946年4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决议，决定创办附属于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文化与生活报》（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给它设定的基本职能是“批判各个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不足”。[④]正是这份通报宣传系统内部工作状况的报纸，在日后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月18日，掌管整个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亲临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他在讲话中说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严重不足和巨大失败……要加强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要求宣传鼓部迅速改正错误并改善工作，加强宣传鼓动机关的人员配备。同年10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决议，批评苏联通讯社（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未将注意力集中到反苏宣传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没有将力量用在战后英美反苏运动的反宣传上。”
研究这三份旨在促进与强化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的决议出台的动机，必须考虑到当时苏联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战争后期，广大军民冲出国门，转战欧洲，在与盟军的交往中，在与当地人民的接触中，耳濡目染，又了解了西方科技文化及其成就，在头脑中发生了东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这种思想情绪的特点，曾被一些评论家、历史学家称作‘新十二月党人’思潮”。从我国著名苏联文化体制研究者马龙闪的这段分析及相关论著中，我们不难了解，在二战期间迈出过国门的苏联公民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感，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较为浓重的向往西方式自由的倾向。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思维模式下，既然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可以用文化与科学技术繁荣来证明，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与落后也是可以用各种道德败坏行径来进行暴露和揭发的。安排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掀起反美宣传，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自然结果。因此，压制这股思潮，首当其冲成了战后苏联宣传工作的急务。而其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掀起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将自由化倾向扼杀在萌芽之中，以此从思想根基上巩固社会主义体制。而当时苏美之间时有龃龉，这就给掀起反美宣传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与切入点。在这种情况下，挑选精妙的素材进行加工用以反美宣传，就成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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