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组文章取自《现代亚洲研究》（Mordern Asian Studies）2011年的专题“二战中的中国，1937-1945：经验，记忆和遗产”。

以往西方学界在抗战研究中将国民党政府定性为腐败、官僚、作战不力、行政混乱、从内部垮塌的政权。但这里的前两篇文章却试图去理解国民党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税收受阻）和它带来的积极贡献（建立公民意识）。这并非为国民政府剖白，只是为了这让我们更客观的从另一个视角切入那段历史。

后两篇文章则描绘了共和国时期人们对于抗战记忆的流变和从中继承的遗产（退伍军人问题）。这是对于这场战争国家反思的反思。如果说历史是主流叙述的层累，那么这里你看到就是对于抗战史的层累过程的重新发掘。

战时经济的崩溃——合理体系被混乱政策驱逐

整理自《Unmaking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State: Administrative Reform among Fiscal Collapse, 1937−1945》作者FELIX BOECKING

John Brewer说过“政府行政部门建立收税，搜集财物和征用支援力量的通路的能力足以决定战争的胜利或羞辱。”对于他而言，为了维持激烈的对外战争之，英国政府加强了财政机构的收税能力。这造就了英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是中华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却与英国的情形相反，战争带给国民政府的只有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腐败的名声。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国民政府所采用的紧急战时财政体系有关。由于海关这一主要收入源的失效而采取的一系列替代性的财政措施加速了战时民国管理体系的崩溃。这种崩溃更是让国民党逐步丧失了其合法性。由于这一失败，直至今日，战时国民政府依然被历史学家们描绘为财政无力，贪污遍地。

在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之下有两个主要机构，其一是财政局，另一个是独立于财政局，由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领导的海关机构。它的工作只有两项，收集关税和打击走私。虽然民国政府已经在1928-1930年完全收回了关税自主权，但关税收入的一部分还是要优先偿还庚子赔款。海关机构的逐渐失效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了国民政府管理体系和经济政策的崩溃。

国民政府南京时期（1927年定都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国民党的财政政策相当成功。海关执行秘书E.D.G.Hooper在1937年去信财政部“国际贸易的和整体经济的恢复，连同货币改革成功带来的复苏让整个国家看起来很有生机。”直至此时，海关收入已占全国税收的40%以上，成为国民政府中最有效的税收系统。

但是这一平和的发展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即告终结。大型的沿岸城市如广州，上海的陷落，以及长江出海口的丧失，使得关税收入大幅缩减。至1938年十月始，国民政府控制地区的关税已经降低到总体关税的20%。海关机构不再成为支撑财政收入的主体，它的影响力也因此被削弱。

另一个影响海关机构声誉的事件是在1938年五月3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英日海关协议，同意将日方收集的中国境内关税由香港转存至日本银行之中，以换取日本保证中国关税如常优先支付庚子赔款。由于海关机构虽然隶属国民政府，但一直都是由英国人领导，所以此举更激发了国民对海关的反感，将其斥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表”。国民政府体制内其他部门也开始抵制由英人把控的海关。

但是战时国民政府由于领土丧失，财源被阻，再加之严重的难民负担和军事开支。不得不依赖海关重新寻求税源。既然已经丧失了国际贸易关税的控制权，那么就只好转而国内形式的关税了。在国民政府时期其实一直都存在着这样被称作“转口税”的国内关税。任何从一个国内内陆水口转到另一个水口的本地货物都需要交纳这种转口税。在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海关监察官Frderick Maze爵士曾批评这目税种在稳定税收体系中非常不合时宜。“废除这一税种势在必行。”

然而在1937年，国民政府将转口税的税收范围由蒸汽或轮船在两港间转运的货物扩大到了所有水路关口间转运的货物。这一转口税被固定在7.5%，这一附加税收在1939年之前带来了税收的显著增加，但是1940-1941年它却开始逐步下降。

为了阻止这种颓势，国民政府在1942年五月15日废除了转口税，改用战时消费税进行替代。尽管在名称上改头换面，但战时消费税的本质实则是早在1931年即被国民政府废除的厘金。厘金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开始设置路障，收取携带货物的商贾行人的税。这种税收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只要有军事力量支持其强制性即可。这毫无疑问的让实际负责此事却没有枪杆子的海关不得不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步转换已经彻底将它变为了鸡肋机构。

厘金收入本身对于内陆商业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效果。这一措施因而也只能产生短期效果。加之随后而来的恶性通胀，它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除去税收，打击走私是海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战时贸易的特殊性使得这项任务也变得愈发棘手。虽然面临着道德指责，但由于物资缺乏日益严重，国民政府不得不再短暂的禁止后，默许；额与日本占领区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在1940年之后更成为了“边境贸易”的主要部分。在美国战略办公室的统计下，双方贸易在1940年达到了1200万美元。在之前对于边境贸易稽查和税收有着绝对权力的海关更是不得不面对其他机构和军队的挑战。在于占领区的贸易关口上就有税警总团，缉私署，战时货运管理处等组织与之竞争，而这些组织其实都是军统的下级单位。由于戴笠在战争时期扩大的权力，他甚至意图在1944年将海关也那与自己的麾下。这种出于私利的繁复组织关系进一步削弱了海关的力量。

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乱政迭出，权力边界模糊的管理体系代替了曾经运作良好的税收体系。海关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削弱的历史暗示着整个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崩溃的管理性原因。而正是这种延续到战后的无效管理注定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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