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50年了。1965年1月24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温斯顿·丘吉尔告别了尘世中的伟大。

丘吉尔获得了一个国葬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首次为平民举行国葬。30万人哭泣着列队走过他的灵柩，60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包括6位国家君主和15位国家首脑。

丘吉尔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与悖论。

他为大英帝国打赢了生死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也见证甚至亲手主持了大英帝国的漫长葬礼。在丘吉尔1965年去世之时，大英帝国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对于丘吉尔这样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而言，一生犹如梦幻泡影。

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1940年5月从辞职的张伯伦手上接过了组建战时内阁的重任，用“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带着英国挺过了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却在1945年德国投降之后不久，便经历了一次大选惨败，黯然下台。对于英国人民的始乱终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引用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的名言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

他一生以顽固的反共立场而著称，曾将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但就是这位大不列颠最出名的“反共斗士”，却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当天，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演说为苏联鼓与呼，强调“任何一个同纳粹主义作斗争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而后也的确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又是这位苏联“忠贞不渝的朋友”，在二战刚结束几个月之后，便针对苏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好吧，这就是丘吉尔。一个充满争议的悖论者，一个有着数张面孔的伟大人物。

被漠视的预言家

无论丘吉尔是谁，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从他1900年当选议员步入政坛算起，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政治生涯长达60年，其间数次穿梭于内阁，在1940年和1951年两任首相。

不过，丘吉尔作为政治家的所有伟大与荣耀，都是来自二战中的国家领袖，他拯救了濒临战败的英国，而战争则成就了他的伟大。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自动忽略那个1900-1940年期间的政治家丘吉尔，虽然他当选了无数次议员，做了无数个头衔的内阁大臣（内政、海军、军需、殖民事务、陆军、财政），但最恰当的评语可能还是“平庸”。

请原谅，我竟然遗漏了丘吉尔在二战前的一大闪光点——预言家。在二战前那个绥靖主义盛行的年代，丘吉尔几乎是英国政坛唯一始终大声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对裁军的异议分子。

很不幸的是，战前的英国完全沉迷于首相张伯伦的浪漫和平主义之中，一次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战争讹诈。当1938年9月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得意洋洋地高喊着“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回国时，丘吉尔却在议会公开宣称“一切都结束了”，“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

自然，一年后二战爆发完全证明了丘吉尔的预见。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英国在希特勒崛起之初就听从了丘吉尔的盛世危言，及时阻止了希特勒的野心和实力膨胀，那么二战很可能就会打不起来，如丘吉尔所说，“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巨大的悖论在于，如果二战没有爆发，对于英国和全世界固然是幸之大幸，但丘吉尔就会丧失了可能是成就他伟大的唯一机会。或者这么说，英国历史上至多会多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政治预言家丘吉尔，而世界历史上会少了一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2002年BBC一次著名的票选结果）。而预言家么，预测对了又能怎样，不过是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之流。

政治家可以怎样伟大

谈论大政治家丘吉尔，必须回到二战。在我看来，丘吉尔在战争中的政治贡献主要有三点。

先说第一点，在战争的逆境中，丘吉尔显示出了近似非理性的胜利信心和不屈的战斗意志。

丘吉尔是在1940年5月10日傍晚成为英国首相的。尽管丘吉尔对此表现得和官迷一样兴奋，但实际上他从前任张伯伦手上接手的是一个面临崩盘的烂摊子，从空中、陆地到海洋，大英帝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连续挫败。上任后仅仅一周，德军就突破了法国的战争图腾马其诺防线，法国战败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上任后，丘吉尔很快就在下院发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说，大大振奋了沉浸于失败主义情绪当中的议员老爷们，“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奉献给大家”。演说的关键词是“战斗”和“胜利”，前者针对国内与希特勒媾和的声音，后者针对的是失败主义者，“你们会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们的政策是努力战斗，在海上、陆地上、在空中，尽展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与一个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残酷暴君战斗，这便是我们的政策。你们会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能够用一个词来回答你们，这就是胜利。”

战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丘吉尔的“大话连篇”。仅仅两周后，也就是5月底，英法联军已经全面溃败，被德军包围在敦刻尔克。当时的问题已经不是法国会不会战败的问题，这简直是肯定的，而是英国人能从敦刻尔克撤回多少人。

上帝再次庇佑了英国人。尽管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但实际上将所有的重武器都扔在了海峡对岸，英国正面临被德国全面入侵的风险。丘吉尔此时的乐观再次令人瞠目结舌，“我厌倦了总是防守”，打算反攻“袭击敌人的领土”。当国家美术馆馆长建议把最贵重的藏品送往加拿大时，丘吉尔真诚地回答说：“一件都不用送走，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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