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诞生，环顾周边发现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边界，竟然有三种相互交织的所谓 ” 边界线 ” ：既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也有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还有 ” 实际控制线 ” ，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段边界是确定的 。 当时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 ” 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 、 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 。” 还对朝鲜领导金日成首相说： ” 我们的国界很难划分，我们对你们实行门户开放 。” 当一些朝鲜人在鸭绿江中拉砂子时，周总理表示： ” 别说是砂子，就是金子也得让拉 。” 边界问题被搁置下来 。
一 、 现代中国陆地边界划界与冲突
中国长达 22800 余千米的陆地边界，随着 2004 年中俄关于东段边界补充协议的签署，已有近 21000 千米得到确定 。 从 1954 年中缅边界谈判算起，在历时半个多世纪后，中国的轮廓依 据边界线的划定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
（一）中国周边陆地划界回顾
上世纪 1950 年代发生的很多事件让中国无法回避边界问题 。 1954 年，印度公开以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的 ” 麦克马洪线 ” ① 划为中印边界 。 使边界问题进入外交日程 。 1960 年的 《 中缅边界条约 》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 在边界划分问题上没有锱铢必较，换来了中缅边境良好的安全环境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疑虑的初步消解 。 1960 年代，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 、 中巴（基斯坦） 、 中蒙（古） 、 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相继顺利签订，甚至于谈判不到 10 小时即完成 92 千米中阿边界的签署；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 这一轮划界高潮完成后，就只剩中苏 、 中印 、 中不（丹）和中越边界留待划定了，这一留就是 40 年 。
（二）中国周边陆地边界冲突回放
1960 年以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亚非拉团结的共同愿望保证了边境的稳定，此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迅速上升的国家利益，让边界局势日趋紧张起来 。 从 1959 年 8 月中印边境 ” 朗久事件 ” ① 到 1989 年中越 ” 赤瓜礁 ” ② 冲突，中国与印度 、 苏联 、 越南之间，军事冲突穿插着边界谈判，在打打谈谈中持续了 30 年 。
中印边界 1700 千米， ” 麦克马洪线 ” 是核心问题 。 这条线在建国之初并没有阻碍中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两国甚至还联合提出了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源于印度 1950 年趁朝鲜战争之机军事占领了 ” 麦克马洪线 ” 以南地区，单方面改变了边界现状 。 此后，又引发 ” 朗久 ” 和 ” 空喀山 ” ③ 等一系列边境事件，自卫反击战争也终于未能幸免 。 硝烟散尽，在中国撤军多年之后，印度军队重新进驻，中印边界就此维持下来 。 中印关系的恶化在中国边界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中巴（基斯坦）边界问题顺利解决，二是中不（丹）边界划定无限期拖延 。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 同志加兄弟 ” 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显得微不足道 。 当原则性的纷争蔓延到国家关系层面时，边界就成为表达不满的晴雨表 。 1960 年夏中苏之间发生了第一次边境事件，在新疆境内的博孜艾格尔山口，苏联边防军以越界放牧为由袭击了中国牧民 。 仅 1960 年类似事件发生了上千起 。 当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 ” 中苏边界问题办公室 ” ，筹备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 。 周恩来为中方确定的谈判口径：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 ” 为照顾现实情况，同意以条约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 1964 年开始第一轮边界谈判，通过 6 个月的艰苦舌战，只是在专家层面双方承认边界存在争议地区 。 这点微薄 成果没能促进缓和，最终导致 1969 年两国在珍宝岛兵戎相见 。 珍宝岛事件 ④ 6 个月之后，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去越南参加胡志明追悼大会回国途中，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 ” 机场会见 ” ，才使两国之间几乎 ” 一触即发 ” 的气氛缓和了下来，中苏边界谈判也因此得以重开 。 不过此后的九年谈判，仅仅是提供了沟通的渠道，边界对峙却日趋严峻 。
越南与中国的边界冲突，从 1979 年到 1988 年持续了 9 年多 。 然而，这条边界也浓缩了中国人十分复杂的感情，从同仇敌忾 ” 援越抗美 ” 到被迫 ” 自卫反击 ” ，历史同中国开了个玩笑 。
边界问题并非只是简单的领土得失，往往要结合宏观的国家间关系才能真正看清楚 。 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界问题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它最终表现为政治问题 。 边界问题的激化往往能凸现国家关系的恶化；相应地，其解决不但要依靠国家关系的改善，更需要各方的妥协 。
（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划界遗留
回眸 19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外交也同时面临新的契机 。 1982 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提到周边安全对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重要性，他说： ” 一打仗，（改革开放）这个计划就要吹了 。” 尽快解决边界问题成为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 。
1981 年 12 月，中印两国重新恢复边界谈判，历时 22 年久拖不决，直到 2003 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才出现曙光 。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中印双方领导人决定 ” 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 ” ，最终解决边界争端 。 两国任命 ” 特别代表 ” ，从 2003 年 10 月到 2004 年 11 月的一年中，连续举行了四轮会晤 。 单从会晤的密集程度上，看出中印两国正着眼于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解决边界问题，如今中印边界仍然在谈判中 。 2012 年 8 月 15 日印度国庆和 10 月 1 日中国国庆，远在青藏高原雪线上的中印边防哨所互访 、 互祝国庆快乐，从枪来炮往到紧张对峙再到友好互访，坚冰毕竟正在消融 。
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冻始于稍后的 1986 年 。 早已抛弃意识形态成见的两国本着 ”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 的理性态度将中苏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 。 邓小平继承周恩来总理 20 年前确定的谈判方针： ” 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现有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 中苏边界谈判，在中断 10 年之后于 1987 年再次恢复 。 仅仅两年半时间，中苏就达成东段边界走向的协议 。 苏联最终没能同中国就西段边界达成最后协议 。 苏联解体后，继承前苏联西北边界遗产的俄罗斯 、 哈萨克斯坦 、 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四国依然延续了同中国友好协商的势头 。 在中国与四国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经贸合作不断增强下，边界协议水到渠成 。 到 1999 年 8 月，除中塔两国在帕米尔地区尚有小部分存在争议外，中国西北边界划定 。 2011 年 10 月 14 日，中俄双方签署的 《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 解决了中俄边界上最后的悬疑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 。 自此，中俄边界全部划定 。
中越边界谈判直到 1993 年 8 月重开 。 在进入 2000 年的前一天，中越双方完成了 16 轮谈判，最终签订了 《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 在所有双方有争议的 227 平方公里土地中， 113 平方公里划归越南， 114 平方公里划归中国 。 2001 年 12 月 27 日，中越陆地边界的第一块界碑在越南芒街立下，总共 1533 对界碑目前已经竖立完毕 。
有专家比喻：中越约 1400 千米陆地边界和漫长的中印 、 中苏（俄）边界犹如几道巨大的等待缝合的伤口 。 如今，这巨大伤口终于在缝合 。 截至目前，中国的陆地边界除了中印 、 中不 、 中塔边界各存一段争议区，中朝之间尚存几个小岛的争议之外，陆地边界已大体确定 。 近 60 年来，中国经历了两次陆地边界的划界高潮，也经受了整整 30 年的边界军事冲突的洗练 。 事实证明，灵活务实的 、 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才是真正能够解决边界的纷争，基于现实的 、 双赢的边界协定才能最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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