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东北、华北区域已被中共掌控，华北、东北人民政府建立。其他地区，要么刚刚解放，要么还处于尚未完全解放的阶段，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成立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只好以军政委员会的形式存在，如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其中，成立时间最早的当属西北军政委员会。
1949年11月17日至23日，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研究决定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所属各省市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两个月后，西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为西北地区最高政权机关，委员会驻地西安市，下辖西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委员会主席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副主席为西北局第三书记（1950年2月后为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
彭德怀与习仲勋挤一个土炕
1945年10月，高岗奉命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择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建议，“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与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二是随陈毅去华东，但毛泽东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习仲勋留在陕北，让他领导西北局建设、巩固好陕甘宁边区。
1947年春，国民党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党中央、西北局、西北野战军在延安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边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3月17日，党中央做出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的决定，以不到3万人马的兵力对抗胡宗南集团25万人。新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为彭德怀，习仲勋任副政委、后任政委。因习仲勋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与边区干部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故他在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作战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成功伏击青化砭、羊马河，顺利攻打蟠龙镇，进军陇东、三边地区，大大挫伤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国民党军四个旅部，十三个团及两个保安队被歼灭，西北野战兵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与粮食物资，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在这四个多月的戎马生涯中，习仲勋与年长自己15岁的彭德怀常常因为环境所限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回忆：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和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96份之多。这些电文均以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文中直称他们为“彭习军”。当年的随军记者田方后来回忆，陇东、三边战役结束后，部队在靖边作短暂休整时，彭德怀曾深有所感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
考虑到解放大西北，彻底打败胡宗南集团军对陕甘宁边区的侵犯，1947年7月，党中央决定让习仲勋以西北局书记的名义与贺龙共同指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两人合力负责后方党、政、军、民、财政、经济、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他们通过开展土改，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生产建设与金融贸易等措施，积极拓展后方，有效地保障了战争的需要。
1948年春，陕北，五省联防军区、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局领导合影。站者第一排左起：西北局民众工委主任马文瑞，晋绥分局副书记张邦英，张经武，西北局常委贾拓夫，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王维舟之子，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儿子贺鹏飞，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西北局书记、联防军政委习仲勋。坐者：联司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女儿李延妮。后排左起：西北局秘书长张德生、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
比诸葛亮还厉害
随着解放军进入新疆，解放西北任务宣告完成，1949年12月25日，彭德怀回到西北局驻地西安，经历了数十年征战生活的他暂时告别战场，开始以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经营西北。刚下飞机，彭德怀即发表谈话，号召全体军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使西北面貌焕然一新。
其实早在1949年9月27日，彭德怀在兰州致电在西安主持西北军区日常工作的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时就提出：各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彭明确表示，“在战争结束后，财经开支必须做到量入为出，银行发行（货币）尽可能用在发展生产。”不仅如此，他还注重推动农业、能源生产，公路、铁路、航空建设与发展，严禁铺张浪费，倡导反腐倡廉。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彭德怀再次奔赴战场，西北地区工作由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全面接管。在习仲勋的主持下，1951年底，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业生产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
由于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因此，如何妥善解决民族、宗教问题，至关重要。对此，习仲勋提出应“谨慎稳进”地推动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绝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命令的办法来强行让人家不信。当少数民族的觉悟尚未提高时，不能过急，要善于等待他们觉悟⋯⋯绝不能脱离群众⋯⋯但也不能犯狭隘民族主义的毛病”。如何贯彻“谨慎稳进”？习仲勋认为，“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先通过他们，减少阻力，增加助力”。
通过团结上层，在习仲勋的带领下，西北局很好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叛乱问题。1949 年 12 月马步芳残部发动叛乱，一些漏网头目逃到青海昂拉部落，向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赠送大量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拉拢并怂恿项谦叛乱。在谣言蛊惑下，项谦脱离中央政府怀抱，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形成反动武装割据。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西北局先后 17 次派省级干部、活佛、藏族部落头人及各界爱国人士，到昂拉地区做项谦的争取工作，政治争取无效，人民解放军于1952年5月1日进剿昂拉，2个月后，项谦归顺投诚，他在后来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特地向习仲勋献哈达，表示：“习书记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将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得知此事后，党中央表扬了西北局，毛泽东特地称赞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9月，在毛泽东的亲点下，39岁的习仲勋进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两年后，西北军政委员会连同西北局一起，消失于历史的舞台。
文/李崇寒 本文节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3月上
参考资料：贾巨川《习仲勋传》、《彭德怀传》、何立波《主政大西北时的彭德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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