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的南京，下着雨，云层很低。电台里说，台风擦肩而过。
程东晓坐在距离长江边不过几公里的政府大楼里，笑得一脸晴朗。他中等个头，说话时抑扬顿挫，语速较快。程是南京市鼓楼区610办公室的主任，这是一个在外界看起来颇为神秘的机构，全称是南京市鼓楼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程东晓从事邪教徒转化工作已有15年。从2009年起，他试图寻找转化邪教徒更有效的方法——“爱心家园”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至今也有5年。“在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庞大反邪教组织体系，但这么多年的实际效果证明，反邪教的严峻性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更加严重了。”
“反邪教，怎么反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程东晓说，“有什么见不得人，要大张旗鼓嘛！”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对”
程东晓很怀念过去的时光，“毛主席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注重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这一块好像放松了。他对此感到遗憾。
“我当初由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调到这儿时，也搞不懂，后来慢慢感觉到这个群体命运坎坷。”程东晓说，其实他们有些人物质生活很好，但精神生活很匮乏，或者经历当中有很多悲惨、悲伤的东西，所以，就要寻找一种寄托。
1999年6月10日，国家自上而下成立了反邪防范机构，即俗称的“610”办公室。
那时，南京是全国的重灾区。而鼓楼、下关和玄武等区又是南京市的邪教重灾区。这三个区邪教徒人数众多，在邪教组织里的高阶别教徒也多，闹事造谣的人也多。江苏最早的一个邪教团体，就出现在原来的下关区。当时邪教团伙共8人，核心是一位大学老师。
最初的两年，“就是打击，劳教所等地方关得满满的。”程东晓说。
除了看守所和劳教所，另一个改造邪教徒们的地方叫“学习班”。春秋各一班，一班三个月，每班十几个人。负责跟班陪护的人，有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聘请的下岗职工，一天100元报酬。开课前，“我们会提醒陪护人员，要提高警惕，不定期轮班。”
进入学习班的邪教徒住得像宾馆一样，标准间，有厕所。如果教徒情绪激动或者性格一度暴躁，陪护人数会随即增加，“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杀人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自残。”所以要“24小时同吃同住同看电视”。
白天在房间里上课，一个老师或者多个老师对一个邪教徒。“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研究生上课的感觉。”有时也会到专门的谈话室，负责谈话的老师一般两人一组。现在，也有些地方推行“上大课”，但只能解决共性的问题，个性的东西就很难解决，“邪教徒个性的东西很突出”。
程东晓坦言，最初采用法律说教，效果不好。多位已转化好的邪教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仅仅关押和法律说教对他们没用。在李荷的记忆里，那时根本不怕，“被关在劳教所里，大家都群情激昂，高唱歌曲或者念诵经文，声浪一阵阵，屋顶就能掀掉。”
学习班一般3个月，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适当调整，是否转化好，能否成功走出学习班，直到目前，其实都没有一套明确的量化指标。
多年来的经验是“三书五稿”。“三书”是“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五稿”则是要求写清楚这样5个问题：“过去我是怎么走进邪教的”，“过去和现在的邪教怎么回事”，“邪教为什么会危害社会”，“它从哪几个方面对我造成什么危害”，“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
会不会有人伪装？也有可能。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会教育。”一些邪教徒写完三书五稿，然后就能走出学习班、回家，但骨子里没变，还是邪教徒，还是坚信原本的那套邪教信念，甚至变成更加坚定的邪教徒。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对。”程东晓说。
程东晓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叠材料说，这是前不久从厦门来的几位专家提出的量化指标方案，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邪教徒转化体系测评表，期望能从原本的三书五稿的人为主观的标准，变得更科学和系统，以衡量一个邪教徒是否真的转化了思想和信念。
“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
2002年起，程东晓他们开始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以法带法”和“以法破法”。
“在法律之外，还要从邪教法理和经文入手。”在办公室的一排吊柜上，全部是邪教的书，“想破它，我要比邪教徒更了解邪教经文和理论才行。然后与正宗佛教相比，与科学理论对比，找出破绽和漏洞。”
“读了几十遍。”程东晓说，“反复查，不能留下死角。”
一般破法时，比如会抓住邪教“师父”的不好之处，“表面看是叫你做好人，实际上把你引向自私自利，惟我独尊脱离政府、脱离社会，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境界。”然后从具体经文里找破绽，加以佐证。这样瓦解一个信徒“神圣信念”，常常事半功倍。
但难免也有意外，程东晓他们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比如某一天，与邪教徒当面破法时，一段经文忘记了，或者困住了，“我就把它岔开，岔到其他问题上去了，但是我记着提这个问题，我回来立马查。你不懂根本不行。”程东晓说。
“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程东晓坦言，“封闭办班也是我们摸索出来的，效果最好。”并沿用至今。
最初办学习班，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看不起邪教徒，但一上课，有些邪教徒滔滔不绝，还试图“策反我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很多还是高知识分子，说话能引经据典，“有时候我们讲不过他们。”程东晓笑着自嘲，“所以逼着我们学习。”
对于那些邪教的经文和理论书籍，程东晓说：“为了工作，你一旦觉得有必要读这个书就不会头疼。”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一看就头疼”，“过去我一个副主任，他说实在看不下去，一看就想睡觉，那我就跟他讲你不适合干这个，你还是到街道去吧，后来就去了”。
“我们这个工作，很没有新鲜感。”程东晓说，“不像你们记者，每天都接触新鲜事物。而我们是重复的。”
“巩固回归，同步教育”
走出学习班，很多教徒无所事事。他们基本上都是有神论者，遇事会疑神疑鬼。一旦身体不好，或者遇到不顺之事，就会想到邪教，“很容易反复。”程东晓坦言，邪教徒的反复率很高，基本上接近吸毒——反复率70%-80%。
有些人就买些佛教、基督教的书看，有时也会叫来几个走出学习班的班友一起看，一起聊，但聚的时间越长，旁人不免发毛，一经举报，街道和公安等都来阻止，这样让那些转换者们重新陷入一个人的空虚和苦闷。
程东晓等人就在想，仅仅去驱散并不行，“堵不如疏”。所以打算找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公开自由地聚会聊天。而最终成立后来的“爱心家园”，与张静的一项课题密不可分。
张静就是那些“典型”中的一个。她今年58岁，是当地社科院社会学专业的研究员，2000年左右接触邪教，从此沉迷。和很多邪教徒一样，她到北京上访过，被关进劳教所和学习班，最后在程东晓的“以法破法”之下于2002年成功转化。走出学习班后，她开始将邪教作为自己的科研对象，2007年，还接受了江苏省防范办、省社科院联合搞的一项课题，名称是《江苏省邪教徒教育转化的现状和对策》。
她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全省13个县市展开调研，最后做出5万字的统计分析报告，发现了一些问题。张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如一直以来，对于走出学习班的人，各级政府和机关采取跟踪式回访，“三包一”或者“四包一”，在重大节日或者敏感时刻，上门回访或者“慰问”，这样的方式，让已经“转化”的人感到不适，张静将之总结为：“敲打式回访”和“恩赐式慰问”。
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各级部门面对邪教徒，一味看重“转化率”，“就像经济发展中唯GDP数据一样”，导致弄虚作假，水分很大，张静提出，应该将“转化率”改为“回归率”，要看真正的效果。
而鼓楼区610办公室于2009年成立的爱心家园，就是程东晓他们试图提高“回归率”的地方尝试。
爱心家园位于下关区的一处废弃的学校里，经过一条堆满废弃杂物的巷子，穿过一道双扇对开的大铁门，就进入这片空阔之地，安静，长满高大茂盛的梧桐树。
“要像医生对待病人，要像老师对待学生，要像家长对待孩子。”程东晓说。
“让头脑充实起来，不再回到邪教”
爱心家园成立之初，程东晓等人还是有顾虑的。
一直以来，全国对待邪教徒的转化都是封闭办班，宜散不宜聚，而爱心家园，就是要将他们聚拢在一起，当时有领导担心：“万一串通反复，集体反水，那得了吗？”
程东晓硬着头皮坚持“不会”，他的底气来自自己的“嫡系部队”，一共22人，都是被他成功转化的曾经邪教徒。
“从2002年开始办班，我开始做转化工作，这些人就陆续跟着我，做帮扶工作。”那时候他们还不被叫做志愿者，而是“转化典型”。
“让他们现身说法。”程东晓说，“你要把他们当朋友，他们大部分人都比我大，我都喊她们大姐。”
爱心家园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在志愿者中推选7-9人组成组织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一般事务由组委会自行商议决定，重要事务征求政府相关部门指导”，每周二、四、六、日有数位志愿者值班。每年一次志愿者大会，每2-3年改选组委会并修改爱心家园章程。
组委会的主任，是历中兰，她体态微胖，早在1995年就陷入邪教，曾是南京当地级别很高的邪教徒，四处“弘法”，当国家在1999年取缔邪教时，她整个人都崩溃了。历中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直到2002年，参加学习班，被“以法破法”，才最终转化，“我现在爱心家园，为别人解惑，也是在帮助自己。”
在组委会之外，还有三人，由程东晓找来，常驻爱心家园，作为联络其与610办公室之间的纽带，用程东晓的话就是：“掺沙子”。
乔占瑜是三人之一，他曾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退休后来到这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他还是校长时，学校里有一位美术老师，沉迷邪教，“自家孩子自家管”，每天全校老师轮班倒，两人一班陪护，帮助转化，也正是那次经历，乔占瑜被认为可以胜任目前的这个工作。但他说，“这比管理一所学校要难吧，你不能来强制命令和行政惩罚，只能和颜悦色，晓之以理。”他说刚来爱心家园，他被志愿者们视为政府派来的“卧底”、“奸细”，都不爱搭理他，但日子一长，“我以诚待人，人都是讲感情的嘛，他们现在有时还叫我乔书记，有时干脆叫我乔哥。”
爱心家园里，平时会放电影和传统文化的节目，“放电影我们一般选那种特别煽情的，《妈妈再爱我一次》或者《简爱》一类的。”程东晓笑着说，原来邪教让他们脱离日常人情，我们现在要强化人伦情感和同情心。
有时也请宗教和儒学专家来讲课。他们还办了一本名为《心灵驿站》的杂志，每季度出一本。“让他们头脑充实起来，就再也不会回到邪教了。”程东晓说。
“610办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后”
邪教徒里有各种人，有曾经的公安局高级警官，有高校组织部部长，也有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等等。在爱心家园，一般呆三个月左右，帮教和巩固好了，就可以不用来了。当然有些巩固好的信徒，又会申请转为志愿者，继续参与家园活动。
到目前，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已经从22人发展到55人，其中有几位还不是曾经的邪教徒，单纯就是来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和热心人士。
“每年发展一点，我们也不敢大发展，想当志愿者的人必须靠得住。”程东晓说。如今他们的工作得到国家防范办高层的认可，前不久爱心家园五周年大会，就有中央领导人来参加。而与会的一些地方领导，还感动得流下眼泪。
志愿者原来没有太多报酬，程东晓说，“实际上大家也不是专门为了钱，还是为了教育挽救人。”
“但目前的形势依旧严峻。除了法轮功，全能神也成为主力，而这是基于基督教的经文，需要转换者学习更新。”程东晓说，现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要看《圣经》，看全能神的教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程东晓理解的“形势严峻”，还在于“国家需要对当前的反邪教工作予以规范，现在各地乱七八糟”。
“比如队伍乱，不像我们610办公室设在地方政府，还是独立的，而有些地方则放在政法委，有些则放在公安局，有些则放在国保大队里。”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召集多位基层610主任去座谈，程东晓是其中之一，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眼下国家反邪教需要立法，要明确邪教的甄别标准，要明确主管的部门职责，“比如，人大常委会是否应该授权公安部来负责？”
还有钱的问题。“我们鼓楼区这里反邪教工作的经费是纳入政府预算的，但很多地方没有钱，那怎么能做好邪教徒的转化呢？”程东晓举例说，尤其是东北地区，有一次开会，他和东北某地级市610办主任住在一个房间，闲聊时该主任抱怨自己手里只有4个人，而全市有6万多邪教徒，“我们南京全市也不过四千多邪教徒。”
“说白了就是要公开化、社会化和公益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610办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后。”
（文中李荷、张静、历中兰均为化名）
（原文刊于《南方周末》，作者为刘炎迅）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解密“610”：反邪教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