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曾主张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定论,而曾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师哲,却对此“含糊其辞”,这段历史谜案是另有隐情,还是一场中苏高层间的误会?

“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读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的读者，对这番表述，可能极不以为然，甚至视为“差错”，随手翻过去。其实，在似乎闲笔中，可能藏有作者的深意。

与普通翻译不同，师哲曾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要职，对高层决策背景了解深入，只是出于种种考虑，在信息披露时往往有所取舍，给后人解读带来困难（在这本名著中，类似情况颇多），而解放战争末期，斯大林是否主张过“划江而治”、阻止解放军南下，是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划江而治”曾被认为是定论

在一般读者眼中，斯大林曾力主“划江而治”，似已成“定论”。一是1949年初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曾秘访西柏坡，二是毛泽东访苏，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指责”，表示道歉。在《大决战》等电影中，都明确认同此论。

此外，还有更多证据：如《党史资料通讯》第52期披露，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阻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中国原驻苏大使刘晓在《出使苏联八年》一书中也称，1955年，周恩来曾说：“渡江前夕，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王方名的《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文中说：“后来我（指毛泽东）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984年11月3日，杨尚昆在接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表示：“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大军过江。”向青先生的《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一文可为佐证。

杨尚昆未参加西柏坡会谈，而师哲是那次会谈的翻译者。没绝对把握，相信他不敢也不会翻这个案。

在《师哲回忆录》首版两年多后的1994年，俄罗斯《近代和现代历史》杂志刊发了《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函电往来》一文，为师哲的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持。

毛泽东为斯大林拟复照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主力，此前因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为避免桂系把持中枢，蒋介石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之职，将他从南京挤到武汉，去当华中剿总总司令，并任刘峙为华东剿总总司令，以分其权。可随着刘峙的主力覆灭，拥兵40万的白崇禧成了“擎天一柱”，这是逼蒋下台的资本。

美国总统特使、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晚餐招待会上。

蒋介石走投无路，1月8日，命吴铁城（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希望促成国共和谈。

1月10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去电，通报相关信息，并称：“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斯大林建议中共提出“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特别是动用军队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国家（指美国）”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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