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

1949年2月3日凌晨，滞留北平东交民巷的美国学者Derk Bodde目睹了这样一副场景：“（解放军）坦克、军车、大卡和各式运输军备装载着无数士兵和装备，经过我们的面前，队伍行进持续了整整一小时。路边的群众似乎都对此印象深刻，而对我们这些美国人来说，游行中出现的美国军械无疑是最大的讽刺……”

然而，Bodde并不清楚：正如之后的多次庆典阅兵，这些以游行姿态进入北平的解放军，同样是精心筹划的结果。入城部队按照北平地下组织与东北野战军的事先约定，兵分两路进驻市中心，一路直奔位于禁城南侧的正阳门，一路则进入外使馆密布的东交民巷，以示中国革命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中心的占领。不过，与贯穿50年代、面向全民的数次阅兵游行相比，这场令Bodde颇为称奇的凯旋进军，只是中共仪式性策略在其掌握政权伊始的冰山一角。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事实上，早在20年代，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刘伯承就曾对苏联的劳动节红场游行有印象深刻。伴随共和国在1949年10月正式成立，阅兵游行与节日庆典迅速成为革命政权树立民风人心的常态机制。恰似革命党人在法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之后的做法，中央政府在同年12月颁定了新的公共节日，以示新中国与旧社会历法时令的区别。而在这些新设立的节日中，十一国庆与五一劳动节的地位尤为显要。仿照苏联以专设委员会筹措劳动节庆典的办法，中央政府在1951年成立了“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筹备委员会”和“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委员会”，两大机构在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的领导下，直接负责每年5月与10月的阅兵游行活动。

虽然对执政不久的中共而言，举办庆典既存在安全风险，也缺少现成经验，但在国家意志的推动下，彭真领导的两个委员会很快了发掘了一套可供操作的共和国仪轨。遵循1949年10月阅兵式的结构，彭真在国庆阅兵中保留了“军队阅兵”和“群众游行”的划分，而在劳动节庆典规制中则剔除了阅兵的部分，由此，新社会的各个阶级也就得以在群众游行中显现其政治身份。到1951年，少先队员、工人、农民、公务员、学生、运动员等群体已经构成了群众游行的常规序列，他们分别被编为九排方队，在庆典当天凌晨于东单和王府井提前集结。待分列式告一段落，他们便手持红旗、标语和气球，紧随护卫国旗和领导人巨像的仪仗方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根据苏联组织群众游行的经验，彭真领导的筹划委员会为不同方阵设计了独特的行进形式，以求在同一节庆主题下呈现各大社会阶级建设新中国的火热图景。通过在行进中展示最新的生产机械模型，走在前排的工人方阵展现了先进阶级推动生产变革的决心，作为新国家的领导阶级，他们被仪式设计者赋予最大的权重。贯穿整个50年代，参与天安门游行的工人不仅在数量上是农民的四倍，诸如庆祝党代会召开、保卫人民公社等关键政治标语的展示，也通常由他们扛鼎。相形之下，少先队员和农民等方阵的展示则更强调新国家的团结和本土性，后者以腰鼓和秧歌等传统表演为其受阅形式，前者则在游行结束后按指定路线引领各游行方阵奔向金水桥、接受城楼上的领导人亲切的致意——用1954年赴苏联学习阅兵组织经验的曾平的话来说：年轻人和农民方阵展示方式的独特设计，尤其是游行结束后群众涌上金水桥，是在重大庆典中“贯彻‘以我为主’方针的一大关键”。

彭真及其筹划委员会设计的阅兵游行方案在50年代中期基本成为共和国的新仪轨，但伴随着50年代高层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个参考苏联庆典雏形、同时力求“以我为主”的仪式成例，在实践中常常要求突破既定框架的迅速调整。大到游行主题的拣选，小到领导人画像的安排次序，都需要彭真和相关执行者向上级部门的请示，而周恩来、陈毅和时任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对庆典安排的意见，同样是彭真必须考虑的筹划要素。无论是“马恩列斯”画像是否应在国旗方阵后出现，还是孙中山画像是否应从群众游行中剔除，都是1955~1956年各方争论的焦点，尽管彭真针对这些议题发表的意见通常都会得到党内的最终认可，但就庆典涉及的范围而言，党内高层所代表的国家意志远远超过了执行者的一线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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