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云南地区的多元和多样性表现为例探讨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策略和历史境遇。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民族国家策略的历史进程，发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民族国家策略上的差异，以及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出现，是中国深远的历史情境中的一个必然结果，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国家与各民族达成共识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民族”识别；民族国家策略；多民族国家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②
一、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境遇③
1952年，在北京，新建立的共产党政体宣布召开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会议的召开定在1954年的秋天，其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五个周年，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的武装力量向中国大陆的合法政府的转变。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并且落实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④1953年2月，选举法的通过为这一政治工作进行铺路。这部法律制定了标准的选举程序，并对县级、省级以及国家级人民代表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正如邓小平在1953年2月11日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选举法也包括了对于少数民族的某些优惠政策。例如，这部选举法保证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至少有150位少数民族代表。然而，法律的制定者甚至希望超过这个数字，希望在原定的1200位人民代表中有170位是少数民族代表——或者七分之一——是来自于这个国家的非汉族少数民族群体。但是这超出了实际相对的少数民族人口数，估计在当时少数民族人口数只能占到十分之一。邓小平为这一计算进行了辩护，“我们认为这个名额的规定是合理的”，他解释说，“因为全国民族单位众多，分布地区很广，需要作这样必需的照顾，才能使国内少数民族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得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⑤
更重要的是，1953年的选举法承诺，不论人口多少，每一个少数民族群体至少都有一个人民代表席位。这样的规定保护了那些在人口数较大的群体的政治影响下可能会消失的人口数相对较少的民族。这些人口数较大的群体是基于严格的人口比例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为了保护这些人口较少的群体，做出了如下规定：聚居境内的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及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者，其代表的比率可以优先计算。例如，在县一级，每一个汉族的人民代表可以代表一千个汉族个体，如果某一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不及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那么这一少数民族的一个人民代表则可以代表500个少数民族个体。⑥
这一政策在实行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在少数民族的人民代表被分配之前，从少数民族的名字、人口，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来讲，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哪些仍有待确定。聚焦云南，你会发现这些问题有许多答案，在这些答案中没有哪两个是一致的。在一份早在1951作为“内部资料”的报告中，北京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列举了这个省的107个群体。⑦然而在其中，所列出的许多民族名字，今天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例如回、傈僳、怒、瑶和彝。然而，他们与今天被认为的那些居住在这个省的少数民族——例如阿细、茶山、黑话、明机、纳渣等等，绝对没有更多的关联性。在省一级，这些数据仍然是不同的。在一幅1951作为“内部资料”的分布图中，云南省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列举了132个群体。⑧1953年，对这一地图进行了一些修改，将这些群体的总数减少到了125个。⑨在这一文件中所列举出的这些群体，其人口数量如下：有5个人口少于100的群体;29个人口大于100少于1000的群体;50个人口大于1000少于10000的群体;23个人口大于1万小于10万的群体;11个人口大于10万小于100万的群体;1个人口大于100万的群体。⑩人口最多的群体(彝，人口1145840)比人口最少的群体(阿鲁,只有37人)多31000倍。这幅地图向我们展示了人口极少的群体数目之多，同时也给这个省的民族事务委员会造成了一个挑战。出于必要，这幅地图是巨大的，对于那些人口较少的群体，如果要按规定比例在地图中标示出这些小(民族)的规模是不可能的。群体的数量之大也导致了简单的顔色编码的不足。除了对群体的分布使用一致的顔色进行编码外，绘图者不得不设计一系列的杂色拼凑的标记模式以容纳所有的不同的群体。
从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来看，云南省没有一个确切的群体数目。着眼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夏，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和选民登记活动。从1953年7月至1954年5月期间，从全国招募了250万的人口调查者，从事大陆人口的“列举”(enumeration)。因为这一巨大范围的登记注册活动，所以当考虑到人口统计表格的设计时，共产党政府是非常节俭的。在讨论了对于大约6亿的受访者，哪些问题应该被提出以后，官方最终决定的仅仅只有5个问题选项。前4个是涉及人口统计学信息的最基本的部分，它们是名字、年龄、性别以及与户主的关系。然而第5个选择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像职业、文化水平以及工作场所这样的身份认同问题虽被考虑，却未被采纳，因为这些被认为和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不相关的。有趣的是，考虑到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土地改革过程，唯一可能被最终排除在外的将是经济，即使经济本应该是身份认同的基础。政府最终解决了，在没有现代中国的人口普查之前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用民族(nationality或minzu)，来取代等级、职业、文化水平，或者工作场所。
正如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人口普查结果，它让共产党当局感到震惊，并且最终促成了民族识别工程(th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同时这也是本书的焦点。在审查人口普查结果之前，首先，让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共产党希望将“民族”包括在人口普查的表格中呢，这一点是很必要的。正如Walker Connor (沃克康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告诉我们：民族(nationality)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一旦在经济结构中的固有矛盾辩证地得到了解决，观念表现的基本经济关系和过程注定是要消亡的。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明确地承认是哪一个民族(nationality)将会最后消失呢?
本文认为，在共产党新的政治结构中，对于共产党的民族识别，以及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于民族身份所做出的结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要去维持一个高度多样化帝国(empire)的领土完整性，这是与所存在的深层次的历史问题相关的。共产党革命之前，建立在中国东北部的政权已经尝试着要将西部多样化的民族合并成一个稳定、统一的政体。在与这些民族接触时，通过一个精心制定的策略和模式化的网络，对这些民族进行小心的统治。在这一方面，民族识别需要放在中国后帝国转型期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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