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今的穆斯林领导人喜欢说伊斯兰教早在基督教之前就传入了俄罗斯。在穆罕默德纪元开始后的第一个世纪，穆斯林教徒们就把自己的宗教从阿拉伯半岛带到了俄罗斯，远远早于随着欧亚草原的异教徒而来的基督教。到了1000年末之际，当基辅罗斯的异教徒王子皈依拜占庭基督教后，大量的穆斯林群体出现在了里海和黑海间的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中亚，还有乌拉尔地区以及西伯利亚。蒙古游牧民族在其十三至十六世纪间占领俄罗斯的漫长岁月中接受了伊斯兰教，金帐汗国被驱赶回蒙古时，他们中的许多鞑靼族人都留在了那里。

随着俄罗斯帝国通过征战、贸易以及与原住民精英的合作不断向南部和东部扩张，其穆斯林人口也稳步增长。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大帝将克里米亚及高加索与里海北部的草原穆斯林纳入了帝国范围，高加索本身则是在十九世纪初被征服，虽然俄罗斯人从来未能真正镇压穆斯林达吉斯坦和车臣的山区部落。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罗斯军队将帝国的疆界远远延伸到哈萨克草原和中亚，征服了塔什干、浩罕、布哈拉、撒马尔罕的那些伊斯兰教丰富而古老的宗教与学术中心。到了十九世纪末，沙皇统治下的穆斯林数量比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更多。

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相遇已经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一个关于帝国征服和对抗的简单故事，是俄罗斯与车臣和达吉斯坦的穆斯林叛军之间长期且时常残酷的斗争缩影。［这一冲突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当时达吉斯坦军阀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率领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山区部落与1825年至1855 年间在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一抵抗与镇压的传奇事件中，俄罗斯南部边境成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文明的冲突”的关键前沿；最近的车臣战争则是苏维埃政权强加的人为和平局面瓦解后恢复了这些宗教传统中的“冲突的自然状态”。

然而罗伯特·克鲁斯在其适时的学术书籍《对于先知和沙皇》中提醒我们，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其他地方发生的冲突，其实从历史上看是不寻常的，因为1917 年之前，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之间都是和平共处合作的状态。始于1762 年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大规模扩张到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军队征服了穆斯林的领土，镇压了抵抗；但帝国的官员通过将伊斯兰教及其相应的等级制度（神职人员和法律学者位于顶层）确认为帝国统治的一项核心制度，设法赢得了穆斯林臣民的忠心。克鲁斯坚持认为，这些沙皇政策的结果是“穆斯林的善男信女们开始将帝国想象为体现上帝意志的潜在手段”，并作为沙皇的忠心子民参与其中，重新协调自己与伊斯兰的关系。

帝国和宗教制度之间的联系曾被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的早期历史学家忽视，他们几乎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世俗事务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视其为理解帝国统治瓦解的关键。然而，克鲁斯认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历任沙皇并非通过支持少数种族或民族群体来巩固他们的权威，而是通过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捍卫（沙皇法律规定每个臣民都要归属于一个教派组）。通过其对宗教宽容的承诺，沙皇帝国能够“使用更少的暴力统治，并取得更大程度的共识，而非历史学家先前想象的那样”。 沙皇的官员并没有大规模的驱逐穆斯林出境或迫使大量穆斯林改变信仰，他们对于伊斯兰教一般比较宽容。这种态度是一种帝国政策问题，它试图讨好新占据的领土以及周边国的穆斯林人口，但这也是基于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俄罗斯官方认为这一点可以与基督教相提并论。但是，诸如俄罗斯北部的科米人这样的多神教异教徒则被强迫改信基督教（克鲁斯可能已探寻了此种对比） 。

正如克鲁斯所说，沙俄在其穆斯林地区较为稳定，相比之下，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帝国 —— 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亚洲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在巴尔干地区——在拉拢收买原住民宗教精英方面，系统性和技巧都稍逊一筹。达吉斯坦和车臣地区的穆斯林部落对俄罗斯统治的抵抗是一个很大的例外，但即便在那里，很大比例的穆斯林人口都是被迫参加叛军，其中一部分是由袭击俄罗斯政府的外国苏菲派（Sofi）兄弟所招募。除此之外，自1865 年俄罗斯征服塔什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中，并没有发生重大起义，只有少数反对沙皇统治的局部叛乱。那些拼命想争取穆斯林公民忠诚的西方国家可以从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的范例中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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