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进入中国，建立了最后一个征服王朝。满洲起自辽东，乃是鲜卑、契丹、女真之后，另一次东北民族扩张版图，进入中原。在蒙古铁骑狂飙时，从东蒙古到沿海的东北族群，都臣服于蒙古大帝国。明代建国，东北部的族群，并没有统一的单位，纷纷以羁縻卫所的名义，归属大明。这些遥远地区，实际上各自为政，并不受中央的干预，仅在东北地区有事时，中央政府才征发他们，参与战争。例如，明朝救援朝鲜，抵制日本侵略时，东北的卫所也参加战争。中国本部和东北之间，虽以长城为界，却也有许多汉人移民，开发关外广大的地区。因此，不仅山海关外的辽东地区已有许多汉人居住，那些满人的聚落，也逐渐汉化，居住在城市，他们的领袖，常常称为“城主”。

东北民族，本来就不是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他们居住在森林与河流地带，以渔猎维生，以农耕为辅。汉人带来的农业，对于东北族群并不完全陌生。从中国过去历史看，以草原起家的征服者，例如，匈奴、突厥和蒙古，都是聚集为战斗部落，建立游牧王国，然后，草原的铁骑踏破边墙。起自东北的征服者，往往是从东北扩张，进入草原后，取得草原的马匹，然后向南进攻。历代征服王朝，拓跋（魏）、契丹（辽）和女真（金），都是如此方式，以草原的力量进入中原。

皇权被满清全众以家族式形态共享

在这几个东北族群之中，满清在关外发展的农业文化和与其相当的组织，可能比契丹、女真更有利于在征服后适应中国的帝国形态。在努尔哈赤兴起前，这些满洲人分为许多族群，每个群由“贝勒”（相当于王爷或是公爷）管理；“贝勒”也是族长。许多散居的族群，人口并不多，也没有确定的疆域，彼此之间偶尔有霸主，但是并不能长久地维持领导地位。明代在东北地区，有驻屯的军队；在日本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失败以后，这些明帝国驻屯军，常驻不撤。驻军的统帅，实质上有管理这些“贝勒”的权力。因此，东北地区满洲人所属的羁縻卫所，与明代驻军有统属的关系。努尔哈赤的祖、父两代，都在权力斗争中，被别的“贝勒”欺凌，努尔哈赤凭借着祖、父留下的一支薄弱武力和少数武器，竟然慢慢扩大，成为满洲许多“贝勒”的共主。

在努尔哈赤时代，满洲部落的组织，经过演化，组合为八个旗，每个旗有一位努尔哈赤的子侄孙担任旗主。今天沈阳故宫的“十王亭”，就是努尔哈赤和八旗旗主“君臣合署办公”的地方，正是反映在努尔哈赤的时代，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八旗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的制度。每个旗的旗丁，是人民，也是战士。他们与旗主乃是主、奴关系。旗主们对努尔哈赤及其继任者，也是尊卑有别的君臣关系。因此，在称帝以前，领袖是满洲部众的家长，也是主人；这种双重身份——君权和家长权，在满清时代延续不变。从另一个角度看，亲王们仍旧与皇帝共享满洲的统治权。亲王议政的制度，到皇太极以后才逐渐改变。然而，每一代君主，身边还是有辅助皇帝的亲王。雍正时代，成立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统治中心。军机处中也通常有亲王辅助，也有亲王分管重要的部级单位。如此安排，正说明了满清的皇权，既是皇帝个人的权力，也是满清全众以家族式的形态，辅助和共享皇帝的权力。

以汉人官员办事，以满人官员监督

政府六部和同级的单位，正、副长官都有满、汉两套人员，共同执掌权力。这一制度，显然是以汉人官员办事，以满人官员监督。满清是一个征服王朝，满人的地位，不言而喻是征服者。依据上述安排，满清的皇权，比较之以前的征服王朝，更为制度化地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之间的主从关系。

明代的中国本部，与东北地区之间有一道“边墙”，也就是明代的万里长城东半段，其终点是山海关。这条“边墙”之东，辽河流域虽然满洲人口占多数，却也有汉人居住。尤其在明代屡次人口迁移的过程中，汉人移往关外，也不为少数。在明代能有效控制东北地区时，汉人当然是明廷的百姓。当努尔哈赤的力量扩大到能够控制这个地区时，若干汉人的大姓大族，或是屯垦的领袖（例如佟家），逐渐归附满洲；这些人在编入满洲旗制时，编为“汉军旗”，他们不在满洲八旗之内，却也是满洲军民合一的另外一支力量。从满洲领袖的角度，“汉军旗”的地位，不如满洲，但是高于汉人。后来，满洲与明廷的冲突日亟，一些在山海关外的明军，投降满洲；原来属于皮岛毛文龙部下的私人部队，都纳入“汉军旗”，成为满清征服中国的前导部队。当满洲力量逐渐渗入东蒙古的时候，一些蒙古部落也被编成“蒙旗”，作为满洲的附从者。这些蒙古领袖，与满清皇室长期保持贵族间的婚姻交换。因此，“蒙旗”的地位，与满旗平等，还高于“汉军旗”。凡此现象，说明满清征服王朝的性质，是与蒙元或更早的辽、金，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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