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的边疆动荡，引起广泛关注。学界及社会大众热烈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种举措，但目前来看，极端事件并未停止。最典型的如新疆，暴恐事件渐趋多发高发，2013年，造成人员伤亡的暴恐事件发生了二百余起。2014年刚过三分之一，震动全国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现两起（3.01昆明，4.30乌鲁木齐）。

中国边疆动荡的深层原因何在？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尽快实现安边固疆？本文试以新疆为例，分析动荡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两种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极端化

二十世纪世界上出现过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均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中国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浪潮的席卷和波及，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发展迅猛，并出现极端化趋势。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给中国在本世纪的和平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

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崇拜GDP，掌控资源开发利用权限，用政府经济手段包办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上，则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以宗教为敌，轻视异族文化。与此相对应的是极端本位民族主义，表现为：政治上抗拒同一，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和席位；经济上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强烈要求兑现优惠照顾的允诺；文化上力图复兴本族传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保护传统宗教。

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各执一端的诉求，所造成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公开。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形成威胁中国边疆稳定的深层原因。

二、新疆的社会焦虑

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形成的内在张力与博弈，在新疆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在这一地域，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坚持与治理方式的因循守旧搭配，遇上本位民族主义的膨胀，使得两种民族主义对垒时缺乏游刅的空间，几乎是硬硬碰撞。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和冲突存在，和谐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预防化解矛盾、消除事端、发展共赢的社会。新疆的社会焦虑，正是由于缺乏化解，日积月累，陈陈相应，形成恶性循环。

（一）政治焦虑

政治方面，两种民族主义都面临“信任危机与焦虑”。由于不信任和不被信任，造成政治上的集体焦虑。

1、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巨大但执政能力欠缺

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缺乏足够的信任，难以放手使用；同时，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执政能力欠缺。

1990年代以来，为了充实基层一线的领导力量，新疆开始聘任复转军人担任乡镇一级的党委书记。这些汉族干部政治上可靠，工作生活很辛苦。但也要看到，由于没有得到必须的培养训练，这些干部管理能力欠缺，不懂民族宗教政策，不会说少数民族语言。在南疆几个地州，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超过90%，乡镇几乎全是少数民族民众，这些带翻译的书记如果使用简单粗暴的“准军事化”方式管理民众，往往造成民怨积累、问题扩大。譬如，新疆不少穆斯林有在家做礼拜的传统，离清真寺较远或没有清真寺的牧区，一般都在家中面朝西做礼拜，天气不好时也喜欢在家中做礼拜。部分汉族干部不了解传统习俗，干涉在家中做礼拜的穆斯林，强迫他们到清真寺。而清真寺众人聚集，又成为难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

2、对暴恐事件以暴制暴

目前地方政府对所有暴恐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定位为“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破坏”，而对事件的细节重视不够。处理方式上迷信暴力、刚性强力维稳。结果往往是以暴制暴，暴力持续。有必要研究近几年暴恐事件的特点，主要关注以下方面：

（1）有无诉求？若有诉求，是经济诉求、民生诉求，还是政治诉求？

（2）发生的原因何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主动挑起，还是被动接招。除了境外的渗透破坏，是否有一些其他因素导致？

（3）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是独狼式行动、家族化行动，还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

从目前公开报道的暴恐事件细节看，有明确政治诉求、有预谋有计划地主动挑起、高度组织化的个案只占一定比例。一部分暴恐事件受偶然因素影响，没有明确诉求，为独狼式行动。高度组织化的暴恐行动与分散、原子化的暴恐行动，引发的原因并不相同；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暴恐事件是由恐怖分裂势力蓄谋而引发，而无诉求的偶发事件可能是个体因经济、家庭或社会因素产生的暴力对抗和宣泄。如果是个体无政治诉求的行动，其背景应该与内地的群体性事件相似，不过使用的手段更为惨烈，更多伤及无辜。

（二）发展震荡

新疆因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问题突出导致社会焦虑普遍化，2010年后的加速发展也带来发展震荡。民生问题成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口实，也是最有力的煽动鼓蛊武器。

1、贫困焦虑

大多暴恐事件起源或发生在新疆南部地区，这里是新疆贫困人口聚居之地，民众相对被剥夺感强烈。

新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的排名持续下降，2012年人均GDP在全国倒数第三，仅高于贵州和西藏。新疆的贫困人口集中居住在南部地区。全区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227万人，84%居住在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和克州）。这一区域，居民中的维吾尔族超过90%。

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高度重合，造成了高度的群体同质化，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便利。“海湾国家生产石油民众非常富裕，新疆也产石油，但我们非常贫困，财富都让汉人的政府抢走了”，这种说法在新疆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随着新疆与内地发展差距的拉大，新疆内部不同地区（汉族人集中居住的乌市、伊犁等地与南疆）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少数民族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日愈强烈，很容易被激惹和动员。

2、就业焦虑

少数民族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语言、技能、教育水平、生活习惯、思想信念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都不具优势。2010年开始，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用于安居、教育、卫生等项目的“民生援疆”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改善，但产业援疆在南疆的“跑马圈地”式发展，导致了新的压力。当地的农民和普通市民难以参与到发展浪潮中，无法解决就业增收问题，却要承受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的压力。南疆的特产如红枣，过去20元左右一斤，涨到50-100元；维吾尔族人每天要吃的羊肉，也从30元/斤变成70元。抱怨四起。

在喀什，援疆省市提出的口号是“深喀速度”、“上海力量”、“山东效率”，标语是“在喀什重建一个深圳”，矗立新建的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建筑，无法分享发展成果的普通维吾尔人，进一步被边缘化。援疆项目带来的内地工人、技术人员、民工的涌入，与当地维吾尔族形成就业竞争，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3、援疆带来发展压力

新疆的经济承载力比较薄弱，2009年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000余亿。2010年由于援疆启动，一年间产业援疆投入的资金即1000多亿，之后的两年均递增1000亿元左右。援疆项目和资金，超过总额的50%投入新疆最贫困的南疆三地州，给当地的社会运行和适应带来巨大压力。

（三）文化焦虑

文化焦虑与恐慌是新疆社会紧张的重要原因。极端本位民族主义正是借用保护文化与宗教之名，绑架了维吾尔民族中相当数量的人。

1、双语教育引起的文化恐慌

双语教育，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同时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对帮助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融入主流社会、促进国家整合有极大的推动力。但是，过去几年中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进行的双语教育，由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试图“跨越式发展”，大跃进以加速民族融合。一部分领导人没有考虑到双语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现状，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造成维吾尔族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慌，引起本位民族主义的强烈抗拒，宣扬国家和政府要消灭维吾尔族文化，进而消灭这个民族。

2、宗教的恐慌焦虑

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教保守传统势力出现又一波复兴，与全球化、现代化对垒。这一思潮对新疆有明显影响。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国家民族主义对宗教的排斥日益明显、管理逐渐严厉的背景下，本位民族主义及宗教势力产生很大的焦虑恐慌，他们引入国际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思潮，试图用“阿拉伯化”、“原教旨主义化”抵制国家民族主义的管制和现代化因素的侵入。

（四）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

极端本位民族主义的勃兴，是外来宗教极端势力得以生存的基础，本位民族主义亦借力宗教极端势力，后者又绑架前者，两者互为倚赖，互相利用。目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三股势力”中，宗教极端势力是龙头，恐怖主义是手段，分裂中国是目的。

宗教极端势力对新疆的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加强。由于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导致宗教复兴和宗教狂热，埋下了隐患。苏联东欧解体后，“民族独立”等理论和口号在新疆广泛传播，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进入活跃期。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后，境外的分裂暴恐势力加强了渗透和破坏，通过发动3•14、7•5两起暴力恐怖活动，挑起民族冲突，制造恐怖气氛，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7•5事件后，新疆民族关系恶化。由于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和影响，“民族解放”、“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分裂意识进一步蔓延。民族隔阂加大，民族情绪增强，汉族和个别民族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楚。原来维汉混居的城市，出现抛售住房、向本民族居住区集中的现象，汉族与维吾尔族私人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宗教极端势力回升，地下经文班活跃。反对双语教学，不分良莠全盘保护传统文化。

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扩散，加剧了新疆社会的焦虑紧张，使得两种民族主义冲突加剧，对垒博弈更为惨烈。

三、安边固疆须警惕两种民族主义极端化

建设平安和谐的中国边疆，必须警惕两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和泛滥。国家民族主义整合国家的努力，本位民族主义保护自身传统和文化的奋斗，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若各趋极端，势必损坏中国的边疆稳定，影响全国的稳定发展，威胁国家安全。相处之道，还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共赢”。

（一）关注经济承载力

出于理论正义和道义，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扶持援助，以期加快经济发展。但采取的是政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大包大揽，忽视当地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忽略当地人的主体性，不注意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在低效、浪费的同时，往往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造成发展震荡。

1、调整援助模式，使广大民众受惠

以援助的方式加快新疆经济发展，应关注经济承载力，务必使援助的力度、投资的方向与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的民族居民、传统宗教文化相匹配。应根据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和承载力调整援疆模式和投资方向，减少发展震荡。大项目、能源开采，普通少数民族民众不可能参与其间。南疆的援助要以改善民生为主，援助项目和资金更多投入农业、畜牧业、果业、初级加工业，使普通民众能在发展中受惠，让百姓有活干有钱挣有盼头，提升幸福指数。

2、确认发展的主体是新疆人

在新疆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发展的主体性。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第一受益人应当是新疆本地人，他们应该在这一波发展中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如果新疆人在发展和加速发展中普遍感到被边缘化，收入没有明显提高而物价飞涨，当地财政没有从发展中得到相应回报，新疆的社会稳定就很难得到改善。

3、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就业率

2011年，新疆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升高中为47.64%，南疆三地州更低，有相当数量的青少年不能接受高中教育从而过早进入社会。喀什地区，2012年初中毕业升普高的为33.61%，高中和中职教育发展滞后。库车县初中毕业升普高为32%，升中职学校只有7%，每年约有7000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社会，他们就业能力低，不少人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援疆的内容和手段应以扶持当地内生性发展能力为主，大力促进当地的教育事业，促进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和增收。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建议再加上3年的职业教育，帮助学生有一技之长，以拓宽就业面。援疆省市可以招收初中毕业生到自己省市的中职学校，学习新疆亟需的实用专业技术，然后回到新疆就业。新疆的国企应把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当作“硬指标”，承担起社会责任。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新疆问题的“鸡尾酒”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