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塔里木油田会战急于求成极大浪费国家资源

塔里木油田位于西部新疆自治区境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由于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作用不断发展扩大，塔里木油田被经济学者称为中国西部的能源经济动脉。

1989年4月10日，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和临时党委在库尔勒市成立，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周永康兼任指挥、临时党委书记，20个陆上局级石油单位派出会战队伍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

童晓光反思石油会战

会战可以集中各类资源，但是对资源也是极大地浪费。塔里木会战没有能够及时找准工作重点，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否则，塔里木的成功意义将会更大。

塔里木油田（资料图）

勘探开发油田的会战模式，是我国石油工业在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低下的时候，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家石油供应的无奈选择。但是随着大庆石油会战的巨大成功，会战模式在之后30余年的时间里，都成为了我国石油开发的既定模式。

这种不顾具体条件的固化思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开始不适应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阶段。到20世纪90年代的吐哈石油会战之后，集中力量的会战模式也随即销声匿迹。

童晓光院士主持参与了辽河油田会战之前的勘探工作，以总地质师的身份参与了塔里木会战。本期特约童晓光院士口述辽河油田会战和塔里木油田会战的历史，为我们回忆会战模式的兴衰和利弊。

到1964年，大庆石油会战的勘探工作基本结束。当时我们对大庆周边的勘探基本就已经停止了。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当时的大庆油田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建设时期，对于勘探工作能投入的资源自然就减少了；二是因为勘探队伍的主力陆续被调入关内，开展华北地区的勘探工作。

1965年，我给当时的大庆党委书记宋振明同志和后来的燃化部部长徐金强同志汇报勘探工作。这是“四清运动”开始之后，我们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勘探的工作。当时两位领导就提出来，大庆油田负责的是整个东北地区的石油开发，就让我们把剩下的勘探力量组织起来，对整个东北做一个考察。这个事情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极左影响下的勘探

我们研究院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把东北所有盆地的情况都摸了一遍，大家一致觉得，辽河盆地的情况是最好的。所以，就把勘探的重点定在了辽宁省。

1966年5月，我带着十几个人的队伍到了辽河。当地已经有了地矿部，也就是后来的国土资源部的队伍在那里，他们带了几台钻机，已经打了十几口井了。

当时有一个背景，由于大庆石油会战的成功，全国上下对于大庆的石油工人都十分尊重。我们在辽宁也是一样，找地矿部的队伍要什么资料给什么资料。辽宁省政府保存的地质资料，我们不仅可以看，还全部都拷贝了一份带走，一点阻拦都没有。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一下子热烈起来。全国工业的典范大庆当然是不能幸免的。6月底，大庆给我打电话，让我们赶回去闹革命。这第一次辽河勘探，除去我们准备住宿、后勤等问题的时间，一共只有十几天就结束了。

回到大庆，我们也没有受到太多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个人对于写大字报这样的事情也很不热衷，每天待在办公室里也没什么事情。后来领导说，你们在辽宁省的工作很重要，还是要继续，你还是回去吧。不过这次，我只带了一个助手，就回到辽河了。

8月到了辽河，我们担心再出什么变故，就抓紧时间到钻井现场观察，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资料。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把当时有关辽河能拿到的资料都整理好了。结果刚整理好资料，9月中旬，我又一次被叫回了大庆。

这次回去，大庆的文革已经闹得很厉害了。我所在的研究院被撤销，勘探的主要人员都被下放到钻井队去打井。最终，大庆油田保留下来的勘探力量只是成立了一个地质办公室，我因为还有工作，被留在了机关做研究。

就在交接工作的时候，石油部派人来到大庆油田，要求大庆组织队伍到辽河勘探。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地矿部的勘探结果表明，辽河地区可能会有一个天然气气田，鞍山钢铁厂非常想用这个天然气来炼钢。辽宁省计委就向石油部反映，希望大庆油田能够在辽河继续勘探开发。

当时整个大庆负责辽河勘探的就是我，自然而然地就派我去了。不过这次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还有负责开发工作的、钻井工作的，大约有五六个人吧。我们11月份就赶到了辽河地区。

勘探做完了之后，石油部就安排我们去北京汇报工作，主要是汇报资源量的情况。当时接见我们的就是翟光明院士，他是当时的勘探司总地质师，我们就是向他汇报的。他听完之后觉得情况很好，就和我一起到国家计委去汇报。当时听汇报的计委副主任原先是石油部的副部长，专业知识很懂，所以计委很快就同意了。石油部就交给大庆来开发辽河油田。

会战前奏

按照石油部的指示，大庆派了一千多人到辽河地区。由于当时资源情况不明，所以没有进行大会战，不过也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部。

1967年，我们开始在辽河地区打井，但是效果一直都不好。到了1968年春天，我感觉到这样的打井方法有问题，尽管时不时能打出来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主力产油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应该说，当时文革带来的动荡，反倒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这一千多人的队伍，地质队一共约100人。但是到了辽河之后，当时就有18个人被军管人员由于成分问题等原因，关押了起来。实话实说，当时解放军的管理水平实在是太低，他认为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肯定有一些人成分有问题，审问的时候，都问一些：你从哪里来这样搞笑的问题。阴差阳错之下，我的一些领导也被关了起来，我就成了工作的主力。我参过军，又是研究生出生，解放军对我态度很好，也让我躲过了这些烦人的事情。

1968年的5、6月，大庆让我去汇报勘探工作。我就提出在以前工作量较小的西部洼陷地区加强工作，同时配给我们专业的地质队伍。

说起来也是好笑，辽河的勘探工作一年多来都没有地质队的参与，原因竟然是地质队由于工人身体好，在大庆是搞武斗的主力，走不开。就在我去大庆汇报的路上，办公大院里，地质队的人还在那里打架。

领导一听我要地质队，笑了，指着窗外说：“勘探西部洼陷可以，地质队我没有，外面你都看见了，武斗我是制止不了的。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到北京找石油部要人吧。”

到了北京，石油部说我也没有人。他们就又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到后来的东方地球物探公司要人。过程虽然曲折了点，但最终还是要到人了。不过由于当时是夏天，辽河沼泽地太多，不能工作，队伍最终是冬天到达辽河的。

队伍在1969年春天到达工作没多久，指挥部就通知我海边有一个钻井完成任务要调回内陆，让我迅速确定一个井位。我就在兴隆台定了一个井位，结果这口井一下子就产出100多吨接近200吨原油。这下不仅证明我之前对于西部洼陷的判断是准确的，也算是发现了主力产油区。石油部听说这个消息，派翟光明来看，他回去之后，石油部迅速作出决定，要进行石油会战。1970年，从大港就调来了五千人。会战开始了。

“二次会战”

1975年，主力油区的勘探基本结束，我们就开始寻找新的油区。当时研究院在西部地区打了两口井，都出油了。这两口井几乎是在相同的层位，当时我们就认定西部斜坡含油范围可能很大，储量甚至可能会达到10亿吨。

因为过去找油都在洼陷中心的背斜上找，这次我们提出在斜坡上找，是一个新的地质见解。石油部的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康世恩、宋振明等领导都亲自来到辽河油田了解情况。我都给他们做了汇报。

部里认为我们的想法很具有操作性，决定还要加强辽河地区的勘探力度，除了大港之外，又从全国各地调集力量，再次进行“二次会战”。后来根据统计，大约有两三万人在辽河地区进行会战。

后来的实践发现，虽然确实有很多油田，但是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最终产量并没有很大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古潜山油藏。

现在古潜山油藏已经被大家熟知了，但是当时还是不为人知的。当时有一口斜坡上的井，已经打到了古潜山，但是钻井队的地质员不认识，就没有汇报上去。

当时我正好从地质处调任主任地质师。我就把所有的钻井报告都看了一遍，发现那口井的报告上写着钻井打到沙河街组地层，然后出了事故。我就去岩心库把岩芯取出来看，发现是一个元古界地层。

我立刻就向当时的辽河油田的领导王涛汇报。他是地质出身，我一解释他立刻就明白了。我们立刻决定在原来的井架上稍稍避开原地，进行打井。结果这口井就出油300多吨。

经过大会战，辽河油田成为了中国一个重要的大油田，曾一度是中国第三大油田。直到现在都维持了年产1000万吨原油，还有较强的天然气开采能力。如果不是前期勘探工作充足，并且在会战过程中适时调整勘探工作重点，辽河油田可以说想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还需要花上更多的时间。

但是，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经验并没有能够在塔里木石油会战中继续延续。我在担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总地质师的时候，也没有能够做出在辽河一样的贡献。

成败塔里木

1988年，我向王涛建议加强中国石油工业海外投资开发的步伐。但是王涛出于优先开发国内资源的考虑，还是决定让我到塔里木担任总地质师。

当时塔里木最大的成果就是塔中1井，这个井的成功，让大家觉得奥陶系的油气非常丰富。但是实际的结果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油气发现。

在后来的开发过程中，在奥陶系的开发有出水的现象。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公开，等于是隐瞒下来了。几乎整个90年代，塔里木都在针对奥陶系为主要对象来勘探。

倒不是说奥陶系的储藏条件不好。主要是奥陶系的地质结构没有搞清楚，当时技术力量的限制，奥陶系的地层根本没办法作图，地质资料非常差。我当时就想，既然奥陶系的地质资料很难获得，我们干脆先搞上面的地层。后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石炭系的地层，并且打了一批井，其中有一口井产量很高，这坚定了我们在石炭系做工作的决心。

接下来重要的节点就是塔中4井。塔中4井是我定下来打的，当时打出来这套砂岩地层的油层厚度非常大，一度以为找到了目标地。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下面的油层都被水冲过了，实际油层没有那么厚。

应该说，在塔里木会战早期，很多勘探工作都是不成功的。这与我们没有搞清楚奥陶系的地质结构就盲目依靠打井进行勘探有很大关系。一直到90年代后期，我们对奥陶系的地质情况摸清楚了，塔里木油田的大发现才陆续出现。

塔里木油田的开发，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主要是在天然气的开发上，不是在最初的目标石油上。这次长达十多年的会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家资源。我当时在塔里木的时候，陪同江泽民、乔石视察过塔里木。高层的重视也让总公司和塔里木面临很大的压力。

由于会战时间太长、成本太高，王涛不得不想办法从各方面借钱投入到塔里木开发中。当时李鹏总理为总公司从国库中借了一些。我还陪同王涛部长去日本，从银行里借了很多商业贷款。

塔里木会战太过于急于求成，在没有把地质资料搞清楚之前就盲目上马。辽河实际上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好在我们及时将工作重点从东部洼陷转移到了西部洼陷，不然还在东部那里打空井。

会战模式曾经很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必须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川中会战是最早的会战，也是非常失败的会战。四川地区工作了60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主力油田。哪里气多、哪里油多，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得还不够。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来源：《能源》杂志作者：武魏楠口述：童晓光(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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