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下秩序观的建立、解构及其转化

“天下”一词，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有多种涵意，可以指涵盖四夷与华夏的抽象地理空间，也可以作为维持世界顺利运转的文化概念与秩序原理。清帝国是传统皇权的最后一个王朝，对“天下秩序”的经典诠释最为成熟，也有足够的国力实践“天下秩序”的运作，使清帝国兼容并蓄，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也能透过“宾礼体制”规范周边部族国家的政治关系与经济交换，建立稳定的东亚世界秩序。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逐步侵逼，清帝国国力日衰，依赖清帝国的属藩相继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清政府维持“天下秩序”的努力终究徒劳，有必要接受以国际法为主的“条约体系”，放弃以天子为秩序顶点的“天下秩序”。不过，“天下秩序”虽不再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存在，但仍留存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例如等差位阶的名分概念仍反映在新中国外交政策，而2012年的“中国梦”与2013年的“一带一路”政策正是“天下秩序”的新形态，立足于此，本文旨在勾勒清代至今“天下秩序”的历史演变，进而寻找“天下秩序”在当代发展的可能路径。

▍何谓天下秩序观？

传统中国朝贡体系的伦理观与秩序观，可称为“天下秩序”或“华夷秩序”或“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天下”一词首见于《尚书》，一开始《尚书》只笼统地使用“天下”、“四海”、“畿服”等概念，对“天下”一词并未有明确的解释。 战国时期编成的《周礼》提出了“九服”的概念，不但明确了邦国的对象、范围及功用，更具体提出了“畿服”、“朝觐”、“进贡”等概念，甚至规定了各邦国范围、朝觐时间及贡物类别等义务。 根据《周礼》的解释，可知“天下”是抽象的政治空间，天子的职责即在维护天下的秩序安定，使天下能为人民的合理生存领域。 有了“天下”这个抽象概念后，战国时期的学者们也结合了“天命观”，一面为统治者建立与上天的道德联系：即统治者有德，上天赋予其统治天下的权力，即为“天命”；若统治者失德，上天的意志将移转，使另一位有德者获得“天命”，保证政治秩序能在道德的基础上顺利运作，统治者也能得到其绝对权威的正当性资源。 获得天命认可的天子，有权力处理诸侯与四夷之间的关系，分配诸侯之间的权力与领地，并要求各地诸侯效忠天子，付出不同程度的义务，即“天下秩序”。

天子所在的“王畿”与诸侯、四夷所在的“九服”共同构成“天下”的政治空间，由天子所在的“畿”为核心，各诸侯、蛮夷所在的“服”环绕于外，由核心向边缘延伸，层层外推。“九服”最为外围的夷服、镇服、藩服，合并称为“蕃国”，正是承认在“华夏”之外地区，尚有周天子管辖不及的“蛮夷”。 作为中国周边诸国与其他部族，概称为四方、或四夷、或四裔。四裔的“裔”字本义是衣服的边缘，即是身体之外、最为末端的地方，后延伸其意为边远之处，具有多元的、边缘的、外围的下位概念，被视为不服天子统治的“他者”。相对东西南北四裔，也相对于内外之间而言，中国的“中”字是作为世界中心的支配者身分，使中国作为唯一的、中心的、中立的上位概念，是膺服天子统治的“我者”。换言之，“天下秩序”的理想型态是多重的同心圆结构，而不同层次的人民则与“天子”维持不同层次的政教关系，并因天子对其控制力度的强弱，再分为接受天子统治的“化内”与不接受天子统治的“化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现的三种秩序，即天子与官僚的君臣秩序、天子与地方郡县的大一统秩序、天子与四夷的天下秩序。

经过历代儒家学者的理论建构，“天下秩序”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其中的“天命观”作为皇权的正当性基础，而“华夷观”是中国历代政权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則，朝贡行为则是“天下秩序”中各方伦理关系的实践， 而“天下”也成为“华”与“夷”共同组成的中华世界。儒家学者判别“华”、“夷”的标准，即是否接受中国的礼制、服章，并以“礼”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作为华夷界限的标准。 对此，华、夷是互变的机制(mechanism)，居于“化外”的蛮夷只要得到教化，便可转为“化内”的华夏，就有得“天命”的资格，与汉人相争天下，入主中国。 在“华夷观”影响之下，传统中国对外体制主要采朝贡体制，形成以天子独尊的原则，并透过封禅祭天、汾阴祀地、在都城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祭祀等形式，不断强化皇帝作为“天子”身分的绝对性地位，使“天子”不只是中国的皇帝，也是天下万民之主，遂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秩序观。 因此，清初大儒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认为政权兴替是亡国，而士人真正的责任在于维持以“天下秩序”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使其存续，用以稳定社会的道德秩序。

“天下秩序”作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解释，中国历代统治者相当重视朝贡体制，不但透过贡使朝贺的仪式，向国内臣民展示天子支配化外之地的权威，并藉由册封之礼，与外国统治者建立君臣关系的名分纽带，让中国周边部族国家成为属藩，成为国境的屏障。若有属藩君主不服天子命令者，天子可命其上表谢罪，否则将出兵惩戒。因此，中国历代王朝虽有不同的国力程度、统辖范围、人民数量、族群领导者，但每个王朝却坚持以“中国”自称，并遵从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传统政治文化，藉以表明自身是华夏，有资格获得天命，方可作为代表中国的正统政权。不过，中国在历史上虽曾居于宗主国、天可汗、大皇帝的地位，但中国对周边诸国实际上没有全面支配的力量，只能透过儒家规范的“礼”划分华夷界限，正如唐代大儒韩愈指出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即是以抽象的“礼”作为界限，包容华夏与蛮夷的文化差异性，并致力于儒家文化的传播，使这些周边部族国家无形中接受中国对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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