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等于只生一个好？基本国策出台前的五次论争

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在此之前，七十年代流行的计生口号是“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短短几年后的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标语已写满中国的大街小巷。“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一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正是在1980年中央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的。

《光明日报》为马寅初平反

1978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我的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篇翻案文章对我来讲，是二十年磨一剑。自从五十年代末马寅初被批判罢官，此后十多年无人敢触及人口学研究。不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人们的思想禁锢就不能打破，从事人口研究就心存疑虑，害怕有一天会成为马寅初第二，人口理论拨乱就是一句空话。曾有学术界的同事发文猜测：田雪原为马寅初辩护，大概是当时中央将这一任务分配到社科院经济所。当时我还在工作，所以恰好条件合适，此事便落到了我头上。可惜他没有猜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奉命之作”，而是“蓄谋已久”。

1959年我初入北大，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让我陷入了迷茫。我利用课余时间找来老校长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几篇文章读起来，批判他的文章也读。读完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而那些批判文章却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再看看马老年近八十仍誓死为真理而战，我更是为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打动，于是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毕业后，我参加了两年“四清”，然后“文革”开始，下放劳动。为马老翻案的愿望，就此酝酿了将近二十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就开始动笔撰写翻案文章，但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凡是”当道，文章无处发表。1978年，我觉得时机合适了，几易其稿后，送到了《光明日报》。之所以要送到《光明日报》，首先因为它是教育科学领域的宣传主阵地，文章类型风格比较适合；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年《光明日报》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急先锋，理应对过去的批判有一个交待。

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期间《光明日报》先后发了两篇为马寅初“鸣不平”的短文，报社领导说这是“下毛毛雨”，我的文章准备作为报社“文革”期间错误的总清算来发表。实际上这篇文章并不算“为马寅初平反的第一篇文章”，但因为文章较长，阐发比较全面，影响大，而被大家记住。

人口预测为决策提供参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参与的人口预测工作也在第二年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国将来理想的人口数量是多少？能否达到？怎样达到？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首先就要求对未来的人口变动做出预测。

其实现在说起人口预测很简单，但在人口研究刚刚恢复不久的七十年代末，能够做出人口预测的单位却是凤毛麟角。当时听说有的人做人口预测，还使用“年龄移算法”——将每年出生的人口加上每年扣除自然死亡人口后的存活人口，如此一年年移算下去。当时计算机远没今天这么普及，在使用手摇计算器的时代，可想其工作量之大。

1979年，一次在成都召开的人口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航天部前身）二院的李广元，他告诉我，七机部正在做人口预测的工作。搞航天的做人口预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主要是计算导弹飞行弹道的，导弹飞行中形成的抛物线，与生育分布曲线相似。李广元说看过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希望与我合作一起来做人口预测的研究。

从成都回来后，我和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相约面谈了一次，一些想法和观点一致，接下来就开始了合作研究。由于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研究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宋健提出，我们缺少来自实际的真实人口数据。今天中国的人口数据是公开的，但当时却是秘密。为了取得真实可靠的出生率材料，我们当时跑到公安部、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游说”，费了不少周折。最后终于拿到了被认为可以代表城镇和农村的一个市和一个县的材料，我们简直如获至宝。1979年的第四季度，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在一起讨论。讨论结果由我撰写成文，经宋健审定后，作为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一成果后来呈给钱学森和许涤新，由他们推荐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再转报中央政治局。1980年2月，新华社报道了我们合作研究的人口预测成果。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合著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当初人口预测揭示的我国人口变动的基本趋势，经过实践验证，是可以肯定的。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亲历者：当时只想“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