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得半死的市民爬行穿过围城的铁丝网为了得到从农村走私来的米。”“一辆装有一些小市民囤积的五袋米的卡车，还没来得及启动，蜂拥而上的乞丐就已经把每个米袋子都捅漏，并用他们的帽子、口袋和双手把米抢走了。”这样的消息每天都充斥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邪恶的罪行随着肚子的空虚感节节上升，饥饿正在将整座城市赶往地狱的前栈，而从农村逃难的人群仍在络绎不绝的涌入城市寻找活路。

人们身上的最后一丝忠顺被饥饿完全榨干了，在荒凉年景和炮火声中怀着恐惧和企盼期待着救星的到来。1949年5月25日早晨，上海，多日以来的枪炮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军队行进的步伐和街头大喇叭里响起的欢乐的歌声，饱受军队惊吓的上海市民以为这将又是一群粗暴、疲惫、一触即怒的士兵，胯间晃着手枪，腰间悬着手雷，就像连日来广播中所反复宣讲的那样，将会抢走并杀害所有的富人并实行屠城。但实际上，他们见到的是一群整齐挺拔的年轻共产党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抢劫、掠夺食物，甚至不会从居民手里接过一杯水。

人们起先认为这些共产党人难以接触，但很快发现他们平易近人。而最令人感动的则是他们的简朴的生活和他们粗糙的饮食：

他很俭省的生活，在食堂吃饭，依级别分为低、中、高三种伙食标准，其中最好的仅比其他两种不那么艰苦些，主要由米饭、一点蔬菜、面条，偶尔有一点儿肉。他是一个由党供应衣食住行的穷人。

没有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来治理他们，规划他们的未来和生活。“解放初”的那些日子是王桂珍最兴奋的日子，1950年，第一个国庆节游行仪式在北京修葺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者举着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巨幅肖像，扭着秧歌——这一传统中国用以祈福丰收的舞蹈，穿过长安左门，进入空旷宁静的天安门广场，随之而来的是阵阵欢腾和红色的海洋。

红色，这也是王桂珍印象中最深的颜色。而上海的张璧如则在观看了盛大的游行队伍后，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包括母亲最拿手的红烧肉。当她用筷子夹起这块淌着油的红色美味时，对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丝毫没有任何怀疑。

2 猪的寓言

“那些年，一年有几个日子一定要吃肉的。阳历年、春节、五一、十一、还有12月26日，你们小年轻的怕是都不知道了，这是主席的生日。”

王桂珍一面数一面屈下一个手指头。这里的肉，当然指的是猪肉。

很难说幸还是不幸——这要看对象是谁。猪，一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一个特殊地位。尽管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这种动物慵懒、肥胖，只会在泥淖中蠢笨蠕动，它最可爱的形象就是热气腾腾地出现在盘子里。但几乎没有那种动物比猪更为和人亲近。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最基本单位的家，从文字的构成上看，就是屋顶下（宀）养着一只猪（豕）。

猪也与国家兴亡和天下安危联系在一起，在君主用以治世的儒家典籍中，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准就是五十岁的人可以吃上猪肉——当然，同样也是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述，达官显贵们是无论何时都有资格享受各种肉食的，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肉食者”。如果一位“肉食者”愿意将自己对肉食的嗜好与平民百姓共同分享，那么他就是一位贤君明臣；反之，那些只顾自己享受块肉大餐而不恤民众生计的统治者则是昏庸之辈。

“肉票”，这种方不盈寸、印刷粗糙的纸片，连同一起发行的米票、粮票、布票、油票等等生活资料的票证共同展示了共产党与民同乐的决心和信心。共产主义的理论认为，正是因为那些穷奢极欲的地主资本家多吃多占，才使贫苦大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这一点在1951年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九课中《谁造成贫困与灾难？》中进行了生动的叙述。课文的作者力文、方堤以沉痛控诉的方式向学生描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图景”：“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而沅江王一华则“酒海肉山地尽情挥霍”甚至“连豢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一斤肉”。与之相对的，是农民“终日辛勤劳动在土地上却得不到温饱，成年不断地吃碎米和野草。”强烈的对比很容易培养学生对这种不公不义的行为的仇恨，为了强化这一点，这一段内容还出现在1952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中。

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就是将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统规划一，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只有平均分配，才能避免旧社会多寡不均的现象再次出现，也只有平均分配，才会召唤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早日降临人间。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这个新乐园的最大特征，应该就是永不匮乏的食物。包括肥腴的猪肉。就像流行一时的歌谣所传唱的那样：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农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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