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1975年我从纽约奉调回国，逐渐开始为中央领导做翻译，高层会谈政治性强，要求完整、准确，有时甚至要牺牲语言的美。

我参加的政治会谈，涉及的议题并非都是争议很大的，有些会见或会谈内容比较平淡，也比较好翻译。有些涉及的问题敏感，双方争议较大，对翻译的挑战较为严峻，精神压力也大，但是完成任务后，感到很充实，很有成就感。

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重要，是因为其特殊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挑战，是因为采访全文要在世界各大报刊发表，等于是面对全世界的一场考试。

法拉奇其人

198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办公楼走廊上遇到英文处的领导，他正要找我。他通知我说：“明天上午邓副总理礼节性会见意大利记者，你去做翻译，这记者有时说话不太礼貌，必要时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见你。”

我觉得很奇怪，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译，为什么找一个英文翻译？回答是：“记者本人要求的。”

法拉奇是什么人？我从未听说过。要谈什么问题，领导也没有交代，这倒是自然的，因为邓见外宾，从不照本宣科，他自有主意。

那天下午，按事先约定，我到民族饭店去见法拉奇。

法拉奇个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紧身蓝布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感兴趣，许多人揣测中国要走当年赫鲁晓夫的路了，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开始这一变革的是邓小平。世界不大知道邓小平，究竟邓小平要干什么？她觉得要了解中国的走向，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法拉奇还自我介绍了一番，她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者。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等，写了一本书。法拉奇坦言，她对采访对象的评论、印象都会毫不留情地写在前言中。她把基辛格说成是“傲慢、诡秘、多疑”。基辛格曾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法拉奇非常关注中国发生的事，特别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产生强烈的兴趣。她搜集了邓小平的资料，看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对邓小平的生平有所了解。

法拉奇向我解释了用英文翻译的原因。她已与世界上十家报刊签了合同，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将全文刊登在世界著名的十家报刊上，例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法国的《世界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德国的《镜报》、南斯拉夫的《政治报》等。从效果和时间考虑，她要求用英文翻译，否则她还要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很耽误时间。

法拉奇询问了一下我的翻译经历，特别问我是否给邓小平做过翻译，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相信你！”她还一再要我保密，不要泄露她的行踪。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这次采访的安排很特殊，过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中国记者都有“特权”，他们可以摄像、录音，而且可以发表，有时甚至在外国记者之前。但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不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的人参加，包括中国记者。所以，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只拍了几分钟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其实，第一次坐下来面对这位世纪伟人时，她对采访能否成功，心里也没底。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邓小平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喧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第一次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进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经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毛主席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读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对毛主席的评价心存怀疑，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而且也在哲学、文艺方面。他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如毛主席的家长作风导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主席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邓小平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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