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初稿完成于2017年2月12日，数次修订，第八稿定于2017年6月19日，一直未能公开发表。

近来，沙特国内改革与反腐风暴震动国际社会，执掌沙特几乎全部实权的萨穆罕默德王储（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不仅接连采取重大举措增进妇女权益，扩大对外开放，推进社会生活世俗化进程，而且公开谴责此前数十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宣称要“返回温和的伊斯兰”，继而又发动了横扫该国政坛的反腐风暴。经此一役，在可预见的未来，沙特宫廷政变推翻锐意改革的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父子的风险概率已经大大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主张。加之中国国内召开了新疆历史问题座谈会，会议精神宣传已经有条不紊展开；发表此文，正当其时。

2017.11.20

现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是对“美国压迫”的反应

梅新育

“现代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压迫的反应”、“极端主义是对西方霸权的应激反应”、“欧洲和美国应该为搞乱中东负责而接受难民”……——不知何时，这类说法开始流行于中国舆论界，从学者、政界人士到媒体业者，许多人对此类说法乐此不疲，不断提高宣传调门，其中的“西方霸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又是“美国霸权”的同义语。然而，只要冷静客观审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的思想理论脉络、组织实践发展历程，就不难看出，无论是覆盖面较为宽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现代恐怖主义，最初都不是对所谓“美国压迫”、“西方霸权”的反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他们发动“圣战”打击的对象是伊斯兰教不同教派、阿拉伯本土政府、印度教徒、锡克人等非西方势力；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乱局，更是深深植根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对外输出动乱的策略。片面指责西方搞乱中东，无助于认识问题的根源，相应也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一、瓦哈比运动诞生及其早期海外发展无关反抗“西方霸权”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于1775年至1783年；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代表——瓦哈比派创始人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则生于1703年，创立教派理论后于1740年前后与沙特家族结盟传教，矛头针对的是阿拉伯人中的多神教、伊斯兰教其它教派和土耳其人，彼时美国安在？瓦哈比派这类原教旨主义思潮得以兴起，重要背景是1683年奥地利-波兰联军赢得维也纳保卫战胜利，数百年来殊死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的欧洲人民由此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相继解放。由于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外圣战军事征服掠夺基础之上，外战连续丧师失地，导致其军事、民政、财税、土地等项制度开始全面崩溃，内部诸穆斯林民族、部族之间裂痕随之开始凸显并快速扩大，也门、埃及、叙利亚等穆斯林地区分离主义斗争烈度比基督徒聚居区更强（因为土耳其帝国治下基督徒不得从军而缺乏武力），瓦哈比教派客观上成为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统治、争取从奥斯曼帝国分离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并不是什么对抗“西方压迫”。

瓦哈比教派自问世之初就高度推崇圣战，瓦哈卜认为，没有任何其它功业的回赐与护佑可以与圣战相比，圣战可为穆斯林斗士提供直升天堂的机会，不接受瓦哈比派教义者即属无信仰者和多神论者，无权生存。而且，瓦哈卜谴责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助长“异端邪说”，不承认土耳其素丹的宗教领袖“哈里发”地位，公开提出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负起恢复伊斯兰教纯洁性的使命。[①]基于上述认识，自从与政权结盟起，瓦哈比派就对同为穆斯林的苏菲派、什叶派和土耳其人实施铁腕政策：

1802年，瓦哈比派攻占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在今伊拉克境内），在大街上屠杀什叶派民众两千余人，摧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外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伊本·阿里陵墓。

1803—1804年，瓦哈比派先后攻占伊斯兰教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拆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陵墓等300多处伊斯兰教历史圣地，把定居麦地那的土耳其人几乎全部驱逐净尽。

……

所有这一切，起因都不是“西方压迫”，目的也不是对抗西方。总结十八世纪瓦哈比运动，其本质宗旨是清除伊斯兰的“内敌”，而不是抵抗非伊斯兰的“外敌”。

瓦哈比运动在其发祥地起源不是为了抵抗“西方压迫”，其海外发展锋芒所向，同样不是“西方压迫”，而是本地非伊斯兰势力，以及伊斯兰教不同派别；在瓦哈比运动迈出阿拉伯半岛、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印度次大陆，这一点表现得格外突出。印度瓦哈比运动最初圣战矛头就是指向印度教徒和锡克人，而非当时已在印度立足的英、法等欧洲势力。瓦哈比教义兴起之初，出身莫卧儿帝国伊斯兰教学者世家的谢赫·瓦利乌拉（Shah Wali-ullah，1703—1762年）[②]游学阿拉伯半岛，就受到了感染而在返回印度次大陆后推动伊斯兰教改革，他开创的瓦利乌拉学派堪称印度版瓦哈比派，呼吁统治者强化伊斯兰教法，极力号召穆斯林对马拉地人开展“宝剑的圣战”，捍卫伊斯兰教统治。1820年代，英国已经实际统治了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瓦利乌拉之子的学生赛义德·阿赫默德·波莱维（Sayyid Ahmad Barelvi，1786—1831年）游历阿拉伯、朝觐麦加时皈依瓦哈比教派，返回印度次大陆后不久就提出“迁徙圣战”理论，1826年发动圣战者运动（Mujahideen Movement），但也不是针对英国人，而是针对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唯一军事对手锡克王国和印度教徒，[③]在旁遮普大肆屠杀锡克人，一度占领白沙瓦，创建了一个神权国家，最终于1831年被锡克王国击败身亡。

有人惋惜印度瓦哈比派圣战没有一开始就针对英国人，但从瓦利乌拉、波莱维之辈的立场来看，他们那样选择，实属情理之中。因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次大陆的主要途径是阿拉伯、突厥、波斯、莫卧儿、阿富汗等外来侵略者近千年间不断发动的圣战征服，而且穆斯林从来以外来征服者自居而拒绝本土化，他们敌视印度教徒和锡克人胜于敌视英国人，正是这一心态符合逻辑的发展。

康熙十年（西元1671年）正月，清兵入关不足27年，满洲官员兵丁就已经全部通晓汉语，清廷以此为由全面取消各衙门通事（翻译）职位，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政权由此基本完成汉化；能够经受住两年后爆发的三藩之乱考验，实基于此。相反，莫卧尔王朝官方语言始终是波斯语，而非印地语或其它印度次大陆本地语言。

而且，与此前印度次大陆各穆斯林政权一样，莫卧儿王朝也大量聘用外籍穆斯林为官，排挤作为多数族群的本土印度教徒。号称莫卧儿王朝最“开明”、“宽容”的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415名高官中印度教徒一度上升至51人的“高峰”，占比“高达”12%，他身后就迅速锐减；逊尼派穆斯林称颂的“印度唯一哈里发”奥朗则布更于1671年（即康熙帝全面取消通事职位之年）下令将各级税务机关中的印度教徒会计和书记官全部扫地出门，因为莫卧儿帝国政府与历史上各伊斯兰政权一样，将财税系统视为民政领域最重要职位，[④]……有资料称莫卧儿王朝全部官员中外籍穆斯林占比高峰时期多达七成。[⑤]

阿拉伯帝国掀起对外武力扩张浪潮之初，就开创了历史上伊斯兰政权歧视被征服地区改宗新穆斯林的传统，被迫或自愿的新入教穆斯林在叙利亚、埃及、伊拉克、波斯等地称为“马瓦里”（mawali），[⑥]在西班牙称为“穆瓦莱敦”（Muwalladun），被视为低于阿拉伯穆斯林而高于非穆斯林的二等居民。[⑦]在南亚次大陆，以谢赫（Shaihk）、帕坦（Pathan）、蒙兀尔（Mughal）、赛义德（Sayyid）等等为姓氏的阿拉伯、波斯、突厥、阿富汗征服者后裔们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穆斯林高种姓“阿什拉夫”，对向穆斯林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的南亚次大陆本土被征服种族后裔，他们也要列为低种姓非阿什拉夫而加以歧视，至今不改；[⑧]在十八、十九世纪，他们更不愿意接受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昔日被征服者翻身。

当时，印度次大陆各伊斯兰征服者王朝已经全部彻底没落，在马拉地等印度教和锡克教政权的反抗、打击之下难以招架。面对这一局面，莫卧儿宫廷正统派穆斯林精英情愿付出次大陆生灵涂炭的代价，也要主动勾结招徕波斯王纳迪尔沙（Nadir Shah）、阿富汗杜兰尼帝国艾哈迈德沙等穆斯林君主入侵，打击马拉地人等印度本土民族非穆斯林政权，把恒河平原一次次淹没在血泊之中，穆斯林聚居的德里等地也未幸免。[⑨]对他们而言，引进瓦哈比派教义打击锡克人和印度教徒，实属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特别是锡克教，本身就是为反抗伊斯兰征服者而创建的宗教，锡克王国军队在一代代与莫卧儿、阿富汗的战斗中成长，在圣战者眼里世代血海深仇，不可化解；如能打垮锡克王国，又能与伊斯兰阿富汗王国连成一体，取得普什图人支持，实为圣战对象之上选。

相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早早实施了充当莫卧儿帝国包税人兼保护人的策略，每年向莫卧儿皇帝等印度穆斯林君主交费，换取他们敕令获得迪万（diwan，财税官）身份而控制某些省份地区的财税权力，并逐步进而向这些穆斯林君主提供军事“保护”。有鉴于此，印度瓦哈比派创建伊始就将矛头指向锡克人、印度教徒，而非英国势力，从他们的逻辑来看是合理选择。毕竟，当时英国殖民者敲骨吸髓征税的牺牲品主要是印度教徒，孟加拉省虽然在英国治下爆发过大饥荒而该省东部是穆斯林聚居区，但那里的穆斯林主要也是低种姓印度教徒改宗而来，自居高种姓的谢赫、帕坦、赛义德们对此无关痛痒。

瓦哈比运动在印度次大陆如此，在其它地区也大体类似。如18世纪下半叶西非富拉尼人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引进瓦哈比教义，就是为了对当地豪萨族各公国（其宗教信仰包括多神教和伊斯兰教）发动圣战，一度建立了一个幅员横跨今尼日利亚北部和西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教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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