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能想起今天军旅影视中政委的形象么？没错，无论是《和平年代》、《突出重围》、《DA师》、《我的兄弟叫顺溜》，还是《亮剑》，政委、教导员或指导员这类角色都是次要且形象和性格不那么鲜明突出的角色。以至于很多年轻人都快忘掉政委这个角色了。

政委，全称政治委员，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解释，“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在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所属部队的各项工作共同负责。是党的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中共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当过政委，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除朱德、贺龙外，其余8人也都担任或兼任过政委一职。当今时代，政委几乎已是解放军有别于他国军队的“中国特色”。

政委当然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政委就没有新中国。

【政委的力量】

最早的政委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特派员（Commissaire politique）”。1791年6月22日，制宪会议颁布法令派遣特派员调查、监督武备。政治特派员权力不断扩大，譬如“有权将将领及其它文武官吏暂时停职，遇必要时且可将他们拘禁，并有权暂时任命代理人”。

现代意义上的政委则是革命家托洛茨基的发明。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败北，列宁于1918年1月5日派兵解散立宪会议，用刺刀改变投票箱的结果，俄国内战爆发。

当时，布尔什维克因为反对俄国参加一战，积极从事瓦解本国军队的工作，赢得底层士兵的支持，这些厌战士兵虽然可以帮布尔什维克夺权，但与高尔察克领导的正规军作战则毫无胜算——工农红军最开始的负责人是“逃兵领袖”克雷连柯，他以军纪破坏者扬名立万，靠这样的人打仗，效果可想而知。

托洛茨基掌管红军后，立即展现了强大的组织才能。先是运用“什一法”（逃兵排成队列，每数到第10个人就当场枪毙）等命令立威，接着颁布《内务条令》、《卫戍条令》、《夜战条令》严明军纪，迅速组建了一支300万人的正规军。

由于红军几乎没有军事专家和指挥人才，托洛茨基大胆启用沙俄旧军官。为监督这批敌对阶级出身的军官，托洛茨基在军队各级都设置了政治委员，并发布指令：任何军事指示未经双方的共同授权签署都视为无效，阻止了沙皇军官在军事问题上结成派别体系的危险，形成相互牵制。

政委的存在，旧军官才能一心一意地为红军效命——前线作战时，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要扣留在政委手中，如果发生倒戈变节行动，人质就会被处死。

苦于革命军三天两头因军阀倒戈而瓦解的孙中山，立即注意到了苏俄红军胜利的经验， 1924年，孙中山模仿苏俄红军的建军经验，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及特别党部制，中国第一支“党军”诞生了。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中规定：“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军中的所有命令和法令规则，均由党代表副署。“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或叛党时”，党代表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

经过组织改造的国民革命军立即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北伐时以少打多，却一路势如破竹。

不过，“以俄为师”的国民党用的是“党代表”而没有直接沿用“政委”，原因可能出自蒋介石。1923年，蒋介石率团赴俄考察，对红军的政委制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

蒋介石把政治委员称为政党代表，粗看并无不妥，但混淆了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苏俄红军的政治委员虽然都是布尔什维克，但在法理上归苏维埃派遣。也就是说，政委不代表政党，只代表政权，它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特派员相同。

而只代表党的党代表在法理的权威性上就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以军权裹挟党权，对军政并行的“二元制”极为反感，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政权，国民党干部的地位都被大幅削弱。

在军中，国民党政工干部和政治工作地位一落千丈，沦为指挥员的附庸，政工人员甚至被人戏称为带兵官的“姨太太”。缺少党的统一意志的国民党军队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纪律涣散问题，无法像布尔什维克建立的红军那样如臂使指。

国共分裂后，中共以武装暴动独立建军，初期同样面临军队极易瓦解逃散的问题，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确立了部队连以上要设立党代表的制度，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此经验被推广后，中共军队强化党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军队纪律性大幅增强，军官叛变无法带走成建制的部队，即使是后来的张国焘也只能带走身边的警卫员。

国共内战中，两支军队的最终命运，政治纪律的天壤之别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国民党一方，一旦指挥官认为上级交代的任务将会使本部面临极大损失，便会消极抗命，极端情况下，高级将官决定改变阵营，动辄可以拉走属下成千上万的军队，这些情形在中共却从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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