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大裁军：邓小平的强军之路
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曾计划由550万整编至400万。然而，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解放军总员额一度达到611万。后来虽再次整编，但在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还是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70年代，又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他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清晰地看到了军队的现状：“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等国际局势下，中国军队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也日益增长。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些变化：“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年9月，他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在5天的演习中，邓小平认真地看、严肃地听，但话语并不多。演习进行到精彩处，他也会鼓掌，却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显得兴奋异常。他的整个情绪，始终是平稳和深沉的。
华北军事大演习结束的第二天，9月19日，邓小平检阅完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实现军队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那段时间里，邓小平逢会就讲“为什么要消肿”，见到军队领导就谈“消肿”的意义。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
邓小平以变革的思维提出强军必先精兵，要按“精兵、合成、高效”的要求走中国特色的精兵强军之路。
然而，要精简已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谈何容易。在1975年至1984年的10年间，虽然军队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到400万，但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对此，邓小平坦率地讲：“解放军有300万足够应付意外事件，多了，实际是增加了吃闲饭的人！”
1984年9月30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任职的毛凤鸣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立即将制定好的裁军方案送到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当时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裁军30万、50万、70万的三种方案，方案的编制者大都认为50万的规划最为合适。然而这个方案经由杨尚昆送到邓小平手中得到的回应是：裁军力度仍然太小。
这一年的10月25日，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这是军委组织的座谈会。出席者包括大军区、军兵种、三总部等部队各大单位的最高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时，即11月1日，邓小平来到会场，在会上做了近90分钟的讲话。
邓小平环视着在座的将军们，以幽默诙谐的语气说：“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顿了片刻，他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的讲话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的问题。
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让所有在座者都出乎意料的裁军方案――100万。他陈述了他的理由。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几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当时中国军费很少，只有191亿元，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中国军队员额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
其次，军队员额不仅多，且结构不合理。尽管有400万人，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甚至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等等。据统计，当时世界几个国家军队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为1∶10；而中国为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邓小平一语道破：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百万裁军，表面上是减人，实际上是一次大的革命，对人的革命，对体制的革命，靠修修补补、零敲碎打等改良办法根本行不通。他还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当时，许多中外媒体对此用了一个形象的描述：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手指头震惊了世界。
裁军100万，在当时意味着在南疆越南军队频频犯界、自卫反击战炮火不断以及北面苏军重兵压境的局势下，中国军队员额要减少25%。在国际裁军争吵多年不见成效，两个超级大国明里裁军，暗里扩充军备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主动裁军100万的这一惊人决策，犹如平地惊雷。
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触一发而动全局，错综复杂，极难操作。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知道，主张精兵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他先后多次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精心筹划。据刘华清、张震回忆，为了把精简整编方案搞得更科学、合理，他们亲自主持召开了40多次总参党委会、办公会和10多次专题会议。
拟订和论证百万大裁军方案的过程，对杨得志来说，是一个理智战胜感情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说，这比起战争年代制订作战方案要难多了。在那些日子里，杨得志不止一次心热眼湿，常常陷入久久的沉思。感情告诉他，这都是多么好的单位，怎么能撤销呢？他真想找出一千条理由，将他们保留下来。但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未来作战需要出发，总得精简，不撤这一些，就得撤另一些。他在军委扩大会上强调说：“对军人来说，这就是命令，是必须执行必须做到的。全军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都要解放思想……”
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分管军务和部队编制体制，自始至终组织并参与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早在酝酿大裁军预案时，邓小平就多次对何正文谈到：“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了人，但体制变动不大，这好像光拔鸡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哇哇大叫，精简整编方案的实质却落实不了……”
在全军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的“大手术”中，何正文扮演着“主刀大夫”的角色，组织军务部门提出预案，分别征求老帅、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的意见，汇总后上报军委，还要搜集世界各国的资料，再根据上下基本形成的共识，对预案进行十几次、几十次的修改。
那段时间里，身负重任的何正文一手夹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各种涉及编制、精简、统计、意见等方面的文件和资料，一手拿着把“大斧子”，看准了就是一个字――“砍”！在这一过程中，大凡涉及被撤、并、降、减的单位，由于直接牵扯到各自利益，不可能心悦诚服。多尖锐的意见，多尖刻的语言，多冷漠的态度，多难看的脸色，何正文都得听、都得看，而且还要有极大的耐心、诚心、热心去做这些单位的工作。
对于可能遇到的阻力，绰号“钢铁公司”的邓小平早有准备，他对何正文讲过一句话：头头不通调头头。邓小平坚定不移的强硬态度使裁军工作得以持续。其实，作为百万大裁军的主刀人，何正文“割”的不仅是别人的肉，同时也是在“剜”自己的心！手心手背都是肉，作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数十年军旅生涯，许多被裁部队的领导中，不少都是和他关系密切的同乡、同学、出生入死的战友，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次大裁军的悲壮和阵痛。
一天深夜，何正文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老首长打来的，他想知道有一支在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保留。何正文知道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未公布之前不能说，他只能答应着去了解一下。次日凌晨，这位老首长又来电话，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历数出了多少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队的将军，言下之意还是要保留。但当老首长得知何正文同样也是彻夜未眠后，只得默默接受。
很少有人知道何正文负责裁军工作后，其子女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他的4个子女为此都脱下了军装，带头响应中央号召。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何正文自己也很快就告别了数十年的军旅生涯。这看似“平常”的一幕，在解放军三总部机关激起巨大的反响，并给随后的军区合并带来强烈的示范。
裁军百万，决心难下，实施起来更加困难。加上同时进行的体制改革，使这次精简整编涉及的方面很多，从总部机关精简、大军区调整、部队裁减，到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等，都有比较大的改革。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对军队这个庞大机体进行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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