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较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将他放到苏区工作。但苏区的同志却不知道这些，还认为是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

毛泽东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同时，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来当。这样，刘安恭不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还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当时，政治部的权力很大，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筹款都由政治部分配，这在当时是重大的资源分配权。毛泽东主动将这个权力让给刘安恭，实际上是想争取刘安恭的支持。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

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刘安恭的这种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就是“言必称希腊”。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

本来，朱、毛之争的“温度”并不高，毛泽东处于主导，朱德虽然内心有些不同意见，但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刘安恭一来就挑拨：毛泽东给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虽有不同意见但保留，是服从中央指挥的，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撩拨得更高了。

陈毅是反对刘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的身份，开始大家对他还相当信任，觉得他是中央派来的特使，“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来的人，至少同志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没想到的是，刘安恭来后却激化了矛盾。陈毅说，本来就想让刘安恭当个副营长，可最后却让刘安恭当了纵队司令员，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就是刘安恭。

客观上说，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问题上起到了负面“催化剂”的作用，使得一场党内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当时，有两个情况很反常：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两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呈送的，可刘安恭来后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然也是毛泽东让给他的），所以，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签字后报告就送上去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二是，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红四军的报告从不这样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报告中说，党内目前出现了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并不像毛泽东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其实已经有点失控的态势。

从后来的一个历史细节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会议竟然没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本来，大家都认为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能够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结果刘安恭来后却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了。

“温度”挑上去了，随后就召开了湖雷会议。1929年5月底，湖雷会议就“党的工作范围”进行了激烈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过于集中？是否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点。

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能参与讨论行动问题，其他事项你没有决策权。

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多数人附和的。毛泽东只获得了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当时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处境空前困难，非常孤立。

湖雷会议导致了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反而规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实在不能继续搞下去了。白砂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一定要保留临时军委。会议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被免去。但临时军委被取消以后，刘安恭仍在到处活动、“穿针引线”，还是坚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范围也越来越大，一些纵队和下面的团都已经在讨论此问题了。

毛泽东后来干脆提出辞职。他认为，担任前委书记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须承担责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所以请求立即撤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红四军去苏联学习兼休息。我个人以为，当时的毛泽东，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许是他真想去苏联学习、见识一下。当时，那些去苏联学习过或是与苏联领导人有过接触的人，回国后都成了党内权威。比如，项英回国时身上就别了一把斯大林赠送的手枪，他讲话的权威性也随之提高；张国焘同列宁单独谈过话，由此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权威。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苏联，或许他真想去苏联学习、“取经”，顺便看一看这些从苏联归来的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毛泽东辞职后，陈毅被推选出来，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当毛泽东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没想到，林彪当天晚上就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是在群众中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种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林彪又写道：“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林彪最后写道：“你今天提出的像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泽东一直想改造南昌起义的部队，因为南昌起义的部队是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应当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曾寄希望于陈毅，想通过陈毅掌管这支部队，结果没有实现。后又寄希望于刘安恭，也没有实现。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当时任第28团团长、一纵队司令员，也就是说，红四军中的南昌起义部队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而林彪的支持，对毛泽东最终奠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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