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却是通过政令解散的。

爱尔兰记者奥克莱利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在本书中，他以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为框架，围绕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斗争，将苏联最后六年的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人心向背，用细致可靠的描写，表现得清晰而传神。

苏联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整个国家的命运和走向，最集中地体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身上。每个人都看着他们，“就像狼群等着最强壮的两头狼对峙”，看谁会成为领导者。卑微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脾性，宽宏大量也不是叶利钦的风格。两人从最初的联手合作，到后来的冲突不断，终于变得势同水火，各不相让。最终，戈尔巴乔夫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人民，在自我认识上更加糟糕，而叶利钦则在动物般的直觉下，听到了远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

以下两篇文章，分别选自《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的导读和导论部分。

帝国末日的回忆

撰文：梁文道

历史上有些时刻总是被人夸大它的意义，乃至于染上了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天，几乎每一个美国的中年人都能说得出那一天自己干过些什么，刚刚听到新闻时第一反应是什么，以及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似乎这天是他们记忆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节点，甚至还因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相反的，有一种明明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时候却丝毫无人在意，没有人能够记起那一刹那的详情，因此也就没有足以炫耀给子孙的个人故事。例如恺撒跨过卢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随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共和湮灭的关键时刻呢？还有一些早就被预告过，也早就被期待的时刻，每个人都晓得这一天迟早要来，为它做足准备，甚至还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仪式典礼。但结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个日子并没有太大分别，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稳。事后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1997年7月1日，十多年后，我和朋友追忆当天情景，发现大家都还记得其中一些细节，只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因为它太空洞了，完全没有预想中的起伏波动，更加没有那种觉得自己正在见证历史的郑重和肃穆。

更怪异的例子是199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七点三十分，克里姆林宫一座绿色圆顶建筑，有两个工人从屋顶活板门爬了出来，降下那面红色的锤子镰刀旗，然后像餐厅侍应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红场上人群三三两两，不是出来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来的观光客，没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没有大批媒体记者带着镜头和闪光灯涌到现场。那面胡乱被人收起来的旗帜已经在此飘扬了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天。二十世纪最强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惊人也最大胆的乌托邦实验计划，就此告终。如此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时刻，怎能如此草率？

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苏联的崩溃都是一件头等大事。但为什么我们关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记忆却是如此淡薄？就连许多俄罗斯人也都无法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而他们那时候的心境便和我们在1997年7月1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苍白，一点也不觉得那天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楚；莫非身处历史关键时刻，可能也会有越近核心，感觉就越是模糊的情况？

然而，许多年后，由于人类记忆的游戏，也许过去已久的事情反而会变得丰富起来；甚至连原本寡淡无措的心境也开始被一种叙事上的浪漫需要所带动，变得浓稠有味。比方说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气晴朗而干燥，可是一个克里姆林宫里的工作人员却记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只有一场没完没了的冬雪，才足以折显出这命定一日的悲剧感呢？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王朝的覆灭，事后回想，总是带着这种悲剧式的美感。那种悲凉和沧桑，足以叫人暂时抽离出那个时代的诸多不可爱，以及那个王朝的一切过愆，是种非常单纯的形象审美。好比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无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从来拒绝承认对方的东正教宗主教与天主教枢机，终于最后一次穿上华丽的祭袍，在千盏烛光摇曳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联合弥撒，祈求临终前的垂怜。“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夜枭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低鸣”，无论它多么的可鄙，多么的罪有应得，一个帝国的殒落至少值得这么一首凄凉的哀歌吧。

爱尔兰记者康纳·奥克莱利（Conor O’Clery）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天》里，也记下了类似的场面：晚上九点，参议院大厦的外面只有司机和少数几个保安，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外的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幕僚在厅里喝闷酒。“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于是戈尔巴乔夫的下属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请来三百多名国内外媒体代表，办一场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以及宣告苏联政权终止的招待会。酒店的总管一开始非常害怕这件事会得罪当权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敢接下这笔生意。没有人怪得了他，因为他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共产党时代人民对于当权者的那种惯性恐惧。好在这家酒店有西方资本合营，这个总管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预订。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下属自嘲地总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私有化还是有点用处的”。

最早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中国读者见识了以单独一年为主题的历史书写方式，后来我们陆续看到林林总总的类似著作，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最近几年，又有不少艺高胆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难度挑战，干脆用整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日子，奥克莱利这部大作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难度在于重构那一天从早到晚发生的时间，必须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档，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少一点材料，都没有办法用细节铺陈出一本书的分量。同时，那些文档和访谈得来的记录，还必须经过冷静的审视与对照，否则，囿于记忆的错误、有意无意的扭曲增删，真相就会蒙上一层迷雾，难以还原。而且，说是一天，但为了充分解释这天一切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突显这天的历史意义，你还得补上大量背景，就像黄仁宇动用了他对整部中国历史的理解来说明万历十五年一样，由宏观入局部，方得以小见大之效。奥克莱利以非凡的耐性和细心去克服上述困难，虽然难说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丰硕了。难怪此书一出，英语世界的评论普遍称善。

可是，无论你如何强调历史脉络和各种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你把焦点放在一天，你就很难不遵循传统，放大当事主角的作用。如果用棋局比喻历史，这种写法就会很自然地把个别棋子的位置和功能当成重点，多于今日学界强调的棋盘上的形势。所以，读罢此书，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觉得苏联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后又变成当前这副模样，原来多半是两个人的问题；这两个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辕北辙，大部分时间都在缠斗不休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者常常借着其他当事人的口，引导读者猜想，要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没有那么急进，又或者叶利钦没有做过某个决定，事情会不会不像今天这般局面。也就是说，这两个大人物的个性与抉择，很有可能是后来历史发展的主因。

习惯“长时段”思考问题的人，或者会反驳，指出就算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苏联的实际情况也会为它自己生出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不过，历史确实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分的苏联观察家看来，1991年8月发动的政变是合逻辑的，因为这种政权就是会有一股力量试图扑灭改革得过了头的火苗。假如苏联是垮在这场政变所诱发的内战或革命的话，那也完全合乎预期，因为没有人相信苏联还能以另一种方式—一种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后来真实的结局那样—完蛋。偏偏还有一个大胆冲动的叶利钦，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就使得那次很合预期很合逻辑的政变无疾而终。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搅动“长时段”趋势的个体？

为什么直到1990年，连中情局那些理该很懂趋势的专家还都预估苏联还能够再活一段日子，一转眼，这个曾经支配半个地球的强权就突然消解得无声无息？奥克莱利大概就是想用这本书来回答大家，那是因为我们站得还不够近，看不见两个关键人物的表情，以及脸孔背后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重要。从苏联国旗的沉降，新旧政权交接时的紊乱，到戈尔巴乔夫最后所面对的众叛亲离，隔着距离，我们可以像欣赏悲剧一样地来感慨这一系列帝国瓦解的败象。但对俄罗斯人而言，关于这一天，他们记住的却是越看越窝囊的戈尔巴乔夫在辞职演说中的虚弱形象。自此之后，这个毫无美感可言，丝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叹的日子，就成了许多俄罗斯人创伤性的集体回忆。有些人忽然“记起”那天自己是多么的愤怒，而不是欢呼庆祝。自此之后，他们开始期待另一个形象，一个能替他们雪耻复仇的强人形象。

201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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