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瓦格纳为未来的德国音乐奠定了基石可一点儿也不夸张。他的政治观念则留下了更丑陋的渣滓。”
如果理查德·瓦格纳还活着，到今年5月22日，他正好200岁。但直到他199岁的时候，以色列都不欢迎他：本来要在特拉维夫大学校园里上演的一场瓦 格纳音乐会，先是被校领导拒之门外，再被特拉维夫希尔顿宾馆无故取消——以色列瓦协签好的合同、预定的百人乐团、在当地媒体登的广告全都打了水漂。
对于瓦格纳来说，“犹太人”更像是个筐，一切敌人都往里装。
就算希特勒是在瓦格纳死后6年才出生的，瓦格纳与大屠杀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以色列人依然有理由恨他：在瓦格纳以化名K. Freigedank发表于1850年的小册子《音乐中的犹太主义》中，他认为“犹太人不具备任何真正的艺术才能”、“犹太人无法与我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交流”；而他之所以这么说，基本不是因为犹太人真跟音乐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因为犹太籍作曲家们（如迈耶贝尔、门德尔松）混得比他好太多。
虽然在1839年迈耶贝尔初次见到贫穷的瓦格纳时，耐心听完了他的《黎恩济》前三幕剧本，还帮他写了封推荐信，但十分可惜的是，收到信的巴黎歌剧院指 挥查理·杜邦切尔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之后呢，好心的迈耶贝尔又帮了瓦格纳一把，让他的《爱情的禁令》在文艺复兴剧院上演，但悲剧的是一个月后，此剧院就倒 闭了。瓦格纳在自传中说，他觉得这个结局迈耶贝尔早就知道。更加悲剧的是5年后，柏林混得不错的门德尔松又对依旧没混出来的瓦格纳的求助置之不理，跟犹太 人的梁子就此结下。
其实对于瓦格纳来说，“犹太人”更像是个筐，一切敌人都往里装：在那本反犹主义小册子里，他非说跟他对着干的奥地利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是犹太后裔。汉 斯立克马上在《我的生平》里嘲讽着回击：“凡是他不喜欢的人，他都愿意看作犹太人。对我来说，跟门德尔松和迈耶贝尔在同一柴堆上被瓦格纳神父所火焚，将是 一种光荣；可惜我不能接受这个荣誉，因为我的父亲以及他的能追溯上去的所有祖先都是出身于信天主教的农民家庭，而且他们那个地区，除了一些流浪小商贩外根 本就没有犹太人。”
倒是在瓦格纳死后28年的1911年，德国有位名为0.G.Sonneck的好事学者发了这么一篇文章：《瓦格纳是犹太人吗？》——瓦格纳的继父盖尔 有犹太血统，因为瓦格纳的母亲与盖尔关系很近，有不少人猜测他的继父即生父。但瓦格纳自己是不承认的，尽管他认为盖尔之所以这么尽心照顾他们母子，是为了 “补偿某种罪过”。
因在革命中站错队而流亡在外的这11年，倒是成就了瓦格纳多姿多彩的恋爱生涯。
1813年，欧洲几国三十万联军为对抗拿破仑打起莱比锡战役时，瓦格纳出生。到17岁时，他就在7月革命中跟着学生上街游行。36岁时，瓦格纳又在 1849年德国革命时印了一份名为《你是否愿与我们一起反抗外来军队？》 的小册子自己跑出去发，结果就是被追捕令逼得离开德国，从此流亡11年。
流亡在外反而成就了瓦格纳多姿多彩的恋爱生涯。他先是在巴黎差点儿跟仰慕者杰西·罗索特私奔，然后去了苏黎世跟金主奥托·韦森东克的老婆玛蒂尔德谈了场恋 爱并写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奥托·韦森东克真是瓦格纳的爱情天使，除了送上自己的老婆，还送给瓦格纳一栋位于苏黎世郊区的别墅，让他能在1857 年遇见最重要的一位情人（后转为老婆）：李斯特的私生子柯西玛。在真正与柯西玛打得火热之前，他还在比尔布里克跟女演员梅耶暧昧了一下。
1860年，瓦格纳终于获准回到德国。虽然这位音乐家流亡在外谈了不少恋爱也赚了不少钱财，但他基本是把所有钱财花得一干二净、所有金主全部得罪。到 1864年，瓦格纳已经被债务逼得快得精神病的时候，一位大金主从天而降了——刚刚即位的巴伐利亚国王，芳龄十八的路德维希二世。
路德维希二世之所以成为了瓦格纳的脑残粉，要感谢天鹅。这位“浪漫得几近病态”的年轻君主特别喜欢天鹅，在他15岁时看瓦格纳的《罗恩格林》 时，圣杯武士的船就是天鹅拉上来的。路德维希二世在与瓦格纳见面的第二天给了他4000基尔德，一个月后又给了他16000基尔德和史塔恩堡湖畔的一栋别 墅——就是在这儿，柯西玛与瓦格纳互表了真情。第二年，柯西玛就给他生了个孩子。当然，这是在瓦格纳的老婆明娜依然健在的情况下。而且，大名鼎鼎的指挥家 彪罗仍然还是柯西玛的老公。
瓦格纳形容与路德维希二世的初会像是“一幕恋曲”，并“以初恋的所有热情”爱恋着“如此俊美与辉煌”的金主。路德维希二世则写信告诉柯西玛：“我的使 命，是他需要救赎时，为他活，为他战斗，为他受苦。”茜茜公主的蓝颜知己路德维希二世基本没有隐瞒他的同性恋倾向，但瓦格纳可基本没有跟男人恋过——他倒 是成就了“乐坛最著名的三角关系”：在遇到瓦格纳之前，柯西玛的丈夫彪罗经常家暴，在遇到瓦格纳之后，彪罗接受了老婆外遇，还通过瓦格纳成了国王的御前演 奏。
但这位大金主也没罩住瓦格纳多久——花了路德维希50万马克之后，1865年，内阁以“干涉内政”为由将瓦格纳逐出了巴伐利亚。之后他去了瑞士，在卢 塞恩湖附近住下，并在此遇到小他31岁的尼采。在哲学领域，瓦格纳的真爱是叔本华，他能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重复读一辈子，还企图在苏黎世大学专门开课讲叔本华，并把《尼伯龙根的指环》 诗集送给偶像——但是呢，叔本华喜欢的是莫扎特和罗西尼，瓦格纳送他的诗集只落了一句吐槽：“此人是诗人，不是音乐家。”（《瓦格纳》，霍华德·葛雷）
同样视叔本华为偶像的青年才俊尼采可算是哲学界送上门来的。但这位狂热粉丝后来因爱生恨，成了瓦格纳最公开的敌人。
而同样视叔本华为偶像的青年才俊尼采可算是哲学界送上门来的，这位狂热的粉丝专门为瓦格纳写了一本《悲剧的诞生》。但在1876年8月13日，瓦格纳 筹备了4年的拜罗伊特音乐节首次开幕之后，粉丝尼采就感觉到自己已经“在灵魂上告别了瓦格纳”，并在12年后因爱生恨写了一本《尼采反对瓦格纳》。在书中 他毫不客气地认为“自从瓦格纳返回德国，他就一步步堕落到让我鄙视的地步——甚至还成了一个反闪族（犹太人）主义者”。他觉得瓦格纳的艺术“以最诱人的方 式混合了今天大家极为需要的东西：衰竭者的三大兴奋剂，残忍、做作和无辜”（孙周兴，尼采《瓦格纳事件》译后记）。在以朋友身份最先看完瓦格纳自传《我的 一生》后，尼采给出的评价也完全不像是一个朋友：“我必须承认对我们所看到的瓦格纳所描写的每一点都抱着最大的怀疑。他始终是一个演员。”
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在让瓦格纳亏了15万马克的同时，为他带来拥趸无数。所以他老人家在开写《帕西法尔》 的时候，还不忘在《拜罗伊特报》上写写稿，发表诸如“最高贵的种族的英雄之血和一度是食人族（就是犹太人） 的血液相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血液被污染了”之类的怪论（《莱茵河的黄金》，任会明&彭丽婷）。1882年，《帕西法尔》 首演。次年，瓦格纳去世。6年后，尼采在《尼采反对瓦格纳》 中写道：“《帕西法尔》 是一部充满了积怨的复仇之作，充满了最隐蔽的混合起来的毒药，并以此终结了生命的第一前提。这实在是件恶之作。”
110年后，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 中把瓦格纳定义为“‘英雄崇拜者’中间最强大的思想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文化的普遍预言家”、“浪漫主义达到高潮和衰落时期的最有代表性 的、最完善的大师”。同时他又认为瓦格纳“性好煽动，结合着一种无情的专横，对待同事与对手毫无骑士风度”；“他的戏剧和诗是薄弱的，他的表演往往只是夸 张的辞藻，他的音乐往往是最优越的，也往往牵强造作”；“地下的、有时肮脏的微小私利，他竟能夸大成为国家大事或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他对德国文化的未来带 有潜在的危险性即在于此。”
现在，瓦格纳已经去世130年。英国乐评家诺曼·莱布雷希特在专栏里写道：“要说瓦格纳为未来的德国音乐奠定了基石可一点儿也不夸张。他的政治观念则 留下了更丑陋的渣滓。”诺曼在瓦格纳200岁生日快要到来之前如此回复采访邀约：“我决定近期都不在采访里提瓦格纳这个名字。”
尽管诺曼近期都不想提这个名字，但他却没少在专栏里写犹太人马勒和勋伯格是如何深受瓦格纳的影响成为激进主义。而那位宁愿承受骂声也要加演《特里斯坦 和伊索尔德》 的犹太裔指挥家祖宾·梅塔，似乎与带有犹太血统的指挥家巴伦博伊姆持同样观点：“音乐本身不具有意识形态。瓦格纳反犹，他的音乐不是。”
文/于青 《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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