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不仅仅导致腐败，还导致愚行。领导人可能过分相信直觉和经验、傲慢死板、对困难和时间预期不足，甚至在决策时替对手想好应该怎么走，只可惜对手没有一次是听话的。
在决策过程中看错形势、误读信息，可能导致个人不爽、公司崩溃——倘若涉及战争与和平大命题，结局可能是国家失败。国际政治风云际会，每时每地的新情况都需决策者全面理解、正确对待。历史上无数强人栽在这上面，无数强国因此 “总被雨打风吹去”。
如今，东亚乃至全球的中美博弈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线之一。势力日增的中国要摆脱积贫积弱年代，在东亚施展影响力；传统霸主美国在失落之余 “重返亚太”，要保住地区强权。看上去，东亚对中国比对美国更重要，但中国因此就可以低估美国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吗？而美国步步为营，是否低估了自身行动让中国产生危机感的程度？美国与盟国关系愈发紧密的背后是够低估了这种动向可能印证中国对周边环境恶化的认知？
两国是否同时高估了自身控制局势的能力？这会导致中美两强 “擦枪走火” 吗？
美国顶尖智库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龚培德（David C. Gompert）、著名军事和外交学者 Hans Binnendijk，亚太安全领域学者 Bonny Lin 在一份名为《忽视、愚行与战争：中美要学些什么》的报告中提出：中美应向历史求教。
纵观历史，无论是决策信息不足，还是决策者选择性使用情报，国家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问题上 “拎不清” 的情况并不少见，“擦枪走火” 的后果也关乎国运兴衰。
1812 年，拿破仑认定能够打垮沙皇亚历山大，纵兵东进、在俄罗斯冻饿交加，事后证明这是导致法兰西帝国覆灭的 “烂招”。二战期间，希特勒也犯了同样错误，大独裁者明知拿破仑的下场，还坚持认为苏联 1941 年肯定会败给德国。
一战期间，英吉利海峡边的德国军事决策者们坐拥大量情报，仍认为美国至少一年后才会参战，决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以促使英国孤立投降，结果美国并没有给德国时间，不仅通过反潜舰队增加向英国给养，并在德国预期时间点一年前就派军队参战，让德国美梦破裂。
珍珠港事件前，日本决策者认定当美国从偷袭中恢复过来时，日军已然占领全部东南亚，凭此可以与盟国讨价还价。虽然明知美国是当年的军事工业第一强，仍发动偷袭。
1979 年，中国政府虽然看到越南打退了法国、拖垮了美国，但还是决定要教训 “小兄弟”。军事冲突让中国付出大量代价，但最终也达成军事目的让越军退出柬埔寨。同一年，苏联决策者不顾军事将领反对，认定控制阿富汗大城市就万事大吉，根本没考虑对付游击队的问题，结果就是十年后元气大伤的苏联撤出阿富汗，不久就黯然解体。
1982 年，阿根廷认定撒切尔夫人不会倾全国之兵挥师南下，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对马岛的领土要求，随即出兵马岛，压根没准备打仗，结果面对英军迅速投降。
最新的例子是小布什认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侯赛因与 “基地” 关系紧密，定要出兵再战波斯湾。结果，美军大量伤亡、陷入伊拉克泥潭，本来借反恐旗号营造的国际形象毁于一旦，美国在中东地区也没完成政治上 “树典型” 的任务。
当然，也不是所有领导人都会误判。美苏 1973 年地中海对峙中基辛格的判断就避免事态不可收拾；苏联 1982 年决定不出兵波兰也不失明智之举。
说来说去，国家领导人及时有机会获得各方情报，仍因认知模式的问题可能导致错判。领导人也是人，愿意高估自己，愿意听取 “顺耳” 的判断，可能忽视歪曲重要信息。
从这些案例中看，领导人在决策中误判，无非是因为过分相信直觉和经验、傲慢死板、对困难和时间预期不足，甚至在决策时替对手都想好应该怎么走，只可惜对手没有一次是听话的。这种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判断上，这样出错的结果至少也是代价惨重。
总而言之，就像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荒唐” 进行曲》中的观点那样，政府权力不仅仅导致腐败，还导致愚行。
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既然在不少公共领域决策过程中都采用了第三方独立政策分析的模式，没有理由在战争与和平这些大命题上缺乏类似的分析。类似中美这样的国家，决策者需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机制协助制定重大战略政策。这种机制不需要有实体模式，以免形成部门利益或受到掣肘，但在重大决策前，应自动激活，向决策者提供包括政策分析假设、对手能力意愿、政策实施难度及可行性等全方位的战略评估。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各类信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得到全面平衡的考量，以避免重大误判。
另外，报告认为中美领导人应该在峰会和热线之外拥有其他沟通机制，重要机构也应该在战略经济对话之外拥有更好的沟通方式以互相挖掘更多信息，增加了解。同时，智库与战略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也应该更加紧密、有效率。
兰德公司报告的结论看上去似乎是个自我广告，但其实不无道理。美国有完善的对华战略分析机构，但做出的所有决定并非都合情合理，一旦有一个决策踩住中方的 “神经”，后果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而中国也在加紧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机制和智库建设，既有模式是否足够独立以便提供完善的第三方声音？还是总发出类似 “首都人民喜迎地铁涨价” 这样的声音？这些的确值得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文/宿亮 政见
参考文献：
David, G., Hans, B., & Bonny L.(2014). Blinders, blunders, and wars: What America and China can learn, RAND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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