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着重彰显执政党作为 “工人阶级先锋队”，战胜封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 “胜利者叙事”，悄然被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艰难抵御外来侵略的 “受害者叙事” 所取代。
历史上通过暴力胁迫百姓追随国家政权的例子并不少见，今天大多数政权已摒弃了这种赤裸裸的 “强迫性爱国”。现代国家更愿用文明和温婉的方式激发人民的爱国之心，历史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普及历史常识” 的旗号背后，爱国性的历史教育还会给受教育者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打砸” 日货、保卫奥运火炬、反对台独等等，这些不同层面的事件都与人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息息相关。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汪铮副教授阐述了他对中国历史教育的案例研究。他针对 1991 年起中国开展的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反思教育如何潜在地影响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也被编入汪铮所著的《勿忘国耻：中国政治与外交关系中的历史记忆》一书中。该作品更加全面地探讨了历史教育对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
研究者认为，这一运动的背景根植于苏东剧变、“和平演变”、民主化运动等对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全文从五个方面重点讨论了发端于 1990 年代的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首先，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课程经过改革，从过去以 “阶级斗争” 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变为更多地介绍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而从前着重彰显执政党作为 “工人阶级先锋队”，战胜封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 “胜利者叙事”，也悄然被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艰难抵御外来侵略的 “受害者叙事” 所取代。2002 年教育部颁布《历史教育大纲》，以官方口吻指导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同时系统地将新的历史教育融入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如今高等院校中 “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思想概论” 以及国防教育等课程的设置，也是此运动的延续。
第二，党政系统内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得到突出。在领导人的许多讲话中，从前党员干部浓厚的阶级色彩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为复兴民族、振兴中华而艰苦奋斗的新形象。例如，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就曾通过多次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 “最大牺牲”、“最大贡献”。而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情感，动员党员干部为 “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官方话语，已然完全取代过去共产党员身上红色意识形态的印记，成为主流。
第三，国家广泛设立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5 年，民政部将一百处纪念性建筑、遗址确定为第一批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者将这些 “教育基地” 分为 “对外战争”、“对内战争”、“神话故事” 和 “英雄人物” 四大类，而以对外战争为主题的基地为四十个，占各类最大比重，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第四，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形式与时俱进。2004 年，由教育部等牵头，共十个党政机关参与制定和推出了爱国教育 “三个一百” 名单，即百种爱国主义教育歌曲、电影和图书。同时，通过安装多媒体工具，增加互动，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力求在形式上一改旧貌，吸引年轻一代。而 “红色旅游” 的推出，更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结合，旨在用灵活有趣的形式，更 “优雅” 地教你爱国。
最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正成为制度化的长期政策。作者指出，以往研究表明，思想只有具体地成为社会制度和规则，才能拥有政治影响力。不同于一些受制于领导人意志的短期政策以及传统、激进的群众动员运动，爱国主义教育似乎并不是 “三分钟热度”。执政党使用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越来越倾向将这一运动日常化（routinization），如通过设立相关领导小组、将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纳入党员干部政治生活等。 1994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爱国主义实施纲要》也强调爱国教育是一项长期政策，全体党员干部都应 “坚定地、不懈地” 为之努力。
不难发现，越来越多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事件在近年爆发。研究者指出，这也许可追溯至始于 1991 年的这一轰轰烈烈的 “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所带来的非理性情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年轻群体中得到很多共鸣，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外，执政党需要保证民族主义思想仍在其控制之内，否则来自社会的压力或许会给外交政策的正常制定带来不便；对内，爱国、民族主义使得执政党维护和强化了其合法性，尤其可以防范 “敌对势力” 在思想上的 “演变”。而这一点也符合国际关系中 “吸引注意力政策（Diversionary Policy）” 普遍观点，即国家通过渲染对外矛盾缓解自身内部矛盾。
不过，是否这些爱国主义行为的爆发都来自执政党的教育运动呢？杜克大学史天健教授就在其遗著《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的文化逻辑》中指出，华人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就存在儒家思想中倾向服从权威的一面。也就是说，当今社会的爱国主义行为也许可以在历史和文化中找到原型，而不仅仅是当代政治教育的结果。
同时，牛津大学的艾利娜・辛肯恩（Elina Sinkkonen）博士就曾在其研究中开创性地指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中国并非 “同义词”，实际上两种情绪可能使得人们对同一政策或事务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研究者在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进行了深入剖析的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思辨的空间。
文/杨天兆 政见
参考文献：
Wang, Z. (2008).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783-806.
Wang, Z. (2012).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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