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习近平主席一天之内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和泰国总统巴育，外媒将后者同时访华称为“敲‘中国龙’的门”。中埃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埃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经济、贸易、航天、能源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中泰双方也就铁路合作达成协议。
埃及和泰国面临的局势极为相似：不久前均发生军事政变，目前军方是实质的当权者，国内百废待兴。塞西今年6月就任总统以来访问的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第一个亚洲国家便是中国，而巴育则是担任总理4个月内第二次访华。是什么风把他们吹到中国来呢？
政变与困局
2013年7月，埃及以塞西为首的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穆尔西总统，组成军政府，今年6月塞西当选埃及总统。长期以来，美国与埃及军方保持紧密合作。“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埃及军政府被推翻，穆斯林兄弟会上台执政，让美国进退两难：穆尔西政权是民选政权，从美国一贯的意识形态姿态来说，不应反对；但是，穆斯林兄弟会这个走“群众路线”的跨国伊斯兰政治团体，会在中东地区到处点燃革命火焰，打乱美国与该地区一系列专制政权的合作局面。因此，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默许了埃及军方发动反扑，通过政变推翻穆尔西。然而，为了维护“自由民主”的面子，美国也不得不对埃及军方的高压统治有所回应，比如奥巴马高调谴责塞西对支持穆尔西的示威者的残酷镇压，在塞西当选总统之后，美国迟迟才发来贺电加以承认，但又指出“选举政治气氛并不自由”。尽管这些都是“嘴炮”，但仍然是比较“伤感情”的举措。
不过，使得美国与埃及疏远的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来自沙特的金援。埃及每年接受美国军援数额13-15亿美元。由于穆兄会是沙特死敌，沙特愿意出远远超过美国的援助，支持塞西镇压穆兄会。甚至塞西从俄罗斯购买新式武器装备，也由沙特买单。虽然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但从来都是有自己主见的，向埃及投钱，不仅有助于“维稳”，也有助于沙特扩展地区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塞西的外交路线就从埃及军方传统的亲美路线走向了大国均衡路线。而美国“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对塞西的疏离也莫可奈何。
泰国政局中的结构性矛盾就是军方和城市中产阶级中上层与广大农村地区选民之间的矛盾，前者因为选举无法胜出，频频诉诸非常规的政治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他信与英拉兄妹依靠广大农村地区选民选举上台。为发展经济、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英拉努力搭乘中国“快车”，提出“大米换高铁”与克拉运河修建计划，这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巴育为代表的泰国军方无法容忍英拉政府巩固自身执政基础，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英拉政府。泰国军方总体而言比民选政府更加亲美，英拉与中国议定的“大米换高铁”计划一度被搁置。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单个项目上的前期投入打了水漂，更影响到“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南半岛布局的实现。
面对这一局面，我国有关部门邀请英拉和他信于2014年10月份访华。这对均担任过泰国总理的兄妹的访华之旅，引发其支持者在泰语社交媒体上“刷屏”，造成泰国军方很大恐慌。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在于，泰国老国王身体已不佳，王子玛哈·哇集拉隆功和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都有继位的可能。王子因生活作风豪放，长期为泰国高层传统精英所不喜，王子转向与他信结盟，而他信的外交路线当然是亲华；公主诗琳通与高层传统精英的关系不错，但同时也与英拉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意味着，无论是王子还是公主继位，他信英拉兄妹的日子都不会难过，但军方的日子就难过了。另一个因素是，泰国军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出于维护“自由民主”面子的原因，对其采取多重制裁。在这种局面下，亲美的外交路线也很难走下去。巴育不得不考虑回归到亲华的外交路线上来。
2011年以来，受政局动荡的影响，埃及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左右；而泰国经济也是萎靡不振，智库预测2014年全年经济增幅将降至1.2%。“要解困，找中国”，成为两国当权派不约而同的选择。
跟中国谈什么？
在埃及，穆尔西和塞西虽然是死对头，但他们都深谙埃及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这体现“两国关系跨越党派和政府更迭的稳固性”。穆尔西被埃及军方赶下台后，美国一度暂停军事援助；而沙特尽管财大气粗，但经济结构高度畸形，经济增长基本靠卖石油，没有能力帮助埃及搞基础设施和实体工业。而中国提出“一路一带”战略不久，对外大规模输出剩余产能和资本，给合作方的条件极其优惠。
塞西访华前，埃及专门成立了由总理易卜拉欣·马赫莱卜牵头的“中国事务内阁小组”，显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充满期待。中埃双方已在建设铁路网、太阳能发电站等项目达成共识，电力、新能源、民航领域的合作也是题中之义。基建领域的合作是埃及政府恢复经济建设的关键环节，有助于其摆脱近年陷入的经济困境。苏伊士运河拓宽及周边区域开发的计划有望发展新的全球交通咽喉，新开挖的河道将同原来的一并连通地中海与红海，与中国经由苏伊士运河来抵达欧洲的愿景不谋而合。埃及目前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三大出口国，很快即可成为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更是埃及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双方的合作对于加强中国与非洲及地中海的合作、推广“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泰国巴育军政府见微知著，与时俱进，重归亲华路线。同时，泰国军政府比民选政府有更强的掌控局面的能力，这使得双方合作反而变得顺畅。2014年12月初，泰国国会就立法批准了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中国将参与建设泰国两段复线铁路，此次中泰会谈进一步加强了双方铁路等领域的合作。泰国地处东南亚枢纽地带，铁路建设有利于加强中国与各东盟国家以及东盟国家 之间的互联互通，对“一路一带”战略起到积极作用。泰国首条标准轨铁路将全部使用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装备建设，中国铁路“走出去”战略更进一步，同时对于提升泰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经济运输规划有重要意义。对军政府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政绩工程”，有助于赢得民心、巩固政权。 除非泰国接下来再次发生政局动荡，这一项目基本上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中国输出“造血能力”
在2014年8月访蒙发表的演讲中，习近平欢迎周边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中国为周边各国提供的互利合作的路线图：一路，是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的生命线；一带，是欧亚大陆整合、陆权国家东西呼应的关键。“一带一路”建设好了，中国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区域经济、地缘政治都会有质的飞跃。这既是中国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的必需，也是中国谋求更大国际影响力的“阳谋”，而这样的“阳谋”的基础是历史底蕴（千年陆海丝绸之路的历史）、金融实力（资金雄厚，并已有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平台）、技术积累（以高铁、核电、特高压等为代表的先进工业科技）与庞大产能（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的结合。
如果说美国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输出竞争性选举政体和相应的政治价值观，那么中国正在输出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性选举只是提供了一种产生领导人的方式，并不能保证选出的领导人是明智的，更不能保证国家的治理水平得到提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入竞争性选举恰恰激化了原有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导致政治妥协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拖累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的进路，是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打造一个国家的“造血能力”，甚至有可能为合作方提供资金+技术+人力的“一站式”服务。饱受政治社会动荡之苦的埃及领导人不用怎么思考就知道这一进路的诱惑所在；而泰国军政府在中国“稍加启发”之后，也很快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意义所在。
从中南半岛到遥远的北非，中国将对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但我们有必要思考：“助推”既是生意，又应当高于生意，成为打造某种命运共同体的前奏；生意有始有终，命运共同体天长地久。“互联互通”中隐藏着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内涵，值得中国学人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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