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识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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