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共识网：紧接着上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刘仲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针对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或梁启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而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共识网：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刘仲敬：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李大钊这种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 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共识网：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问这个问题，也是基于您正在进行的一项写作–《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进展如何？我们甚是期待。

刘仲敬：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至于我那本书，需要好几年吧。

中国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

共识网：对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解释外，国内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论述，比如前几年提出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即为一例，您作何评判？相关的问题是，您又怎么评价以齐泽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刘仲敬：中国道路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王安石和蔡京的改革中发现中国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的财政家手中找到中国模式：比如对国家权力进行商业承包，对消费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有互补关系，他们的SM关系可以在经验中形成。在比较野蛮和比较团结的民族中，这种模式没法推广。例如，罗马共和国很难对公民征尼罗河水税，还必须倒贴钱修管道引水，免费供应市民，所以财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于两者可以颠倒过来。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共识网：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刘仲敬：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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