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

共识网：现在很多学者把袁世凯当做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您对袁世凯这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

刘仲敬：新权威主义不是没有确定的内容，是一种机会主义。袁世凯本人模仿墨西哥的迪亚斯，后者引进外资来发展墨西哥经济，用军事独裁维持稳定。袁世凯和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但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迪亚斯自己的下场就很惨，而且给墨西哥带来了长期的动乱。从迪亚斯的结果看，袁世凯的路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这是内在的限制。类似的情况是：有人遗憾战争打断了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实际上就算没有战争，最初十年的势头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袁世凯路线的长期结果大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以后，浙江、江苏、广东这样的省份慢慢就会独立出去。袁世凯的政治基业在比较落后的北方，仅仅依靠威权主义或军人干政的手段不足以瓦解南方各省的分离主义。照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分裂是早晚的事。袁世凯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所以他多半压不住局面，就像墨西哥没有办法阻止德克萨斯独立一样。这样，中国通过某种比较合法的方式逐步分裂。沿海地区大概就会变成泰国和马来西亚那种情况，内地可能还是长期处在强权统治下，有些地方就会让俄罗斯和日本吞并。这对沿海各省并非不是好事，因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就是落后的内地剥削东南发达地区。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当然，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刘仲敬：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 在国内是共和国 在世界上是帝国

共识网：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比较欣赏斯宾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在汉语世界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闻名。那么，到我们这儿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呢，它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会如有些人宣扬的那样，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东方的世界吗？

刘仲敬：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现在，辛辛那提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和安条克已经灭亡，希律王和托勒密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之间，罗马权力已经强大到任何外部势力无法挑战的地步。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和莱库古建国行动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东方化的定义就是共同体德性的衰退，无法维持自由邦必须的秩序，陷于拜占庭式的专制和停滞。这种情况当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在凯撒来临以前并无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之下，东方人只会创造西方文明。日本人曾经共同创造华夏文明，后来又共同创造西方文明。比如说，今天所有的学术都是西方学术。中国人在中国做的物理学也是西方物理学。你不能像纳粹一样说，我们的物理学是日耳曼物理学。水户藩研究的孔孟之道，是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同一个孔孟之道。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 又反对大屠杀

共识网：20世纪，亨廷顿和福山分别提出了两套影响甚巨的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且此后的世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理论，我不知您如何评估它们的合理性？毕竟，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和地区），英格兰式宪制的引进还是多有水土不服表现的，而这一点在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体现尤为明显。

刘仲敬：亨廷顿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换句话说，不能自治的结果肯定是被人统治或干脆灭亡。如果不能采用直截了当的帝国主义辞令，就只能实施代理人统治，但实质不变。只有在各邦自治能力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世界才能不需要帝国主义。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你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又反对大屠杀。只有世界警察才能制止大屠杀，地方性邦国没有到远方维持秩序的义务。

采访：袁训会、邵思思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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