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朝代变更往往也伴随着领土、疆域的变动。20世纪中期，新中国的成立、欧洲的非殖民化、冷战的国际环境，使边界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中缅边界问题是新中国成立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是正式划定的第一条陆地边界线。目前，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时段，议题主要围绕边界问题的产生、中英滇缅边界的的交涉及相关事件等。“由于受政策性因素尤其是原始档案材料的限制，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边界（中缅）问题的外交谈判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关键问题和延伸性问题深入探究不够。”国内现有的研究，宏观叙述多，泛泛而谈多，颂扬精神多，缺乏实证研究，就事论事，以论代史较为普遍。这种状况的产生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以往研究“多围绕周恩来的外交活动片段及一些外交官的回忆录来展开，并且，学界的研究尚未涉及缅甸方面的相关资料。”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在资料上有所突破的，是200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传（1898-1976）》，它使用了较为丰富的中缅领导人谈话记录、相关会议记录等。张植荣的《当代中国外交新论》对中国的边疆战略、国际观以及在对缅边界谈判中政策、指导原则做了一定的分析和论述。此外，还有些学者a对中缅、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国外对这一时期中缅边界问题的研究也较为薄弱，但他们的研究视角比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了缅甸的态度和反应。美国国务院的“China-BurnaBoundary”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背景介绍。MaungMaung更多地从缅甸的角度探讨了缅中边界问题的解决以及它对缅甸的意义。DaphneEWhittan和Stephens都指出了奈温及其无党派背景的军人看守政府在解决边界问题中的特殊作用。DaphneStephens和Luket在分析中国解决该问题的原因时，指出了中国在安全、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外交等方面的考虑。

虽然中外学者的视角不同，但他们都没有对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过程，特别是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必要的阐述和分析。例如，“黄果园事件”和波匈事件对边界问题的影响、中缅边民联欢大会的背景和目的、1956年周恩来访缅的背景和作用、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对印度的影响等。2006年和2008年外交部解密的1955-1965年的档案，为我们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1949-1955年中国对中缅边界问题的态度和政策

中缅边界问题产生了清末，历经民国，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尚未解决。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第五十五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与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央执政初期，对于如何处理旧中国的边界条约，解决边界问题，既无明确的规划和认识，也未制定出详细的边界政策。因为，当时中共还无暇一一研究中国与各个领国之间的复杂边界问题，所以采取了维持现状和不承认主义的政策。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中国因此最初也并没有急于解决，表示需要时间进行准备。1954年，缅甸希望总理吴努访华时，双方表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勒阿外交途径，解决慈祥八月此项问题。”相比之下，缅甸希望解决边界问题的心情比较迫切。因为，1952年中国军队为追击败退到缅甸的国民党军已经越过“1941年线”，并在当地驻扎下来。同时，缅军也在南北两段未定边界上向前推进，抢先占据有争议的地方。不过，双方对此都保持了沉默。

关于中缅未定边界，中国认为存在三段未解决的问题：第一，南段，关于佧佤山区的一段。第二，中段，关于在南碗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猛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碗三角地区，面积约250平方公里。第三，北段，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对于这三段未定边界，中国最初的态度是，不承认“1941年线”，收回猛卯三角地区和包括片马、岗房、古浪的北部失地。缅甸方面认为，其继承英国统治时期的边界状况：南段“1941年线”合法有效：中段勐卯三角地继续无条件地由缅甸支配，在北段可以把包括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50平方英里（约合130平方公里）土地交还中国。因此，缅甸认为两国边界只在北段存在问题。中国要求改变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而缅甸强调继承英国统治时期造成的既定状况。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标准，决定了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二、“黄果园事件”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在中缅边界问题上所持的谨慎、等待的做法，很快被两国边境上的武装冲突所改变。1955年11月20日，两国军队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数人受伤。对此，缅甸媒体和西方媒体纷纷报道，指责中国侵略缅甸，美国还积极支持马尼拉条约国军事演习给予呼应。该事件给中国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使其意识到初实行的维持现状的权宜政策必须改变，因为拖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给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和威胁。1957年周恩来在向全国人大代表做报告时，就明确说到这次事件“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

“黄果园”事件后不久，缅甸照会中国说，“缅甸所接到的报告和大使馆照会中所说的有所差异，对于这两个矛盾的报告，缅甸联邦政府不以为决定哪一个是政府的会对两国友谊有所裨益，但为了消除大使馆可能有的疑虑，缅甸联邦政府准备（如果大使馆愿意）指令有关当局带领中国武官和大使馆愿意指定的官员前往肇事地点进行调查”。为了防止同样的事件再发生，缅甸建议双方尊重1941年的边界线，中国撤回越境的部队，缅甸也将其部队限于缅甸境内，建议两国边界委员会尽早举行会议，早日解决边界问题。

对于缅方的建议，中国驻缅大使馆分析认为，“就缅方此次来件看来，虽对此发生事件表示抱歉并希望双方今后避免此类事件发生，但对此事件之责任是在企图推卸，此信与奈温上次对我所作的表示已大有出入，其中又力求我方承认1941年为合法事实，片面认为此次肇事地点是在缅甸境内并促我驻军退出41年线，此不仅与吴努在北京时双方对边界愿暂且维持现状的谅解有所违背，而且此次事件发生后吴努、吴敏登对1941年线向我所表示的态度亦有改变。”因此，中国驻缅大使馆建议中央不要将部队撤出“1941年线”。

三、1956年中缅接触和谈判

1955年底的黄果园事件，使双方特别是中国感觉到解决边界问题的迫切性，因此从1956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

缅甸的攻势：经过精心策划与准备，1956年2月7-8日，缅甸政府在缅中边境地区的雷基举行边民会议。为了举办这次大会，缅方进行了大量的物质准备，“除吴努和外交部长因事未能出席外，内政部长、克钦事务部部长、警察、海关、移民高官均参加了。参加人数4-5千人。”缅甸如此高调举办边民大会，主要是增加中央政府对有边界问题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邦的影响力，为解决边界问题寻求地方支持，增加政治资本。时任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子斋获邀参加此次大会后，分析认为，缅甸政府“企图通过会议，抵消我国的政府影响。”“缅甸去年财政困难，物价上涨。但几个月来缅甸政府在雷基一带与我接境的地区，廉价倾销物品。这样对其边民施行小恩小惠，抵消我国影响，并反过来影响我边境人民的一种进攻方式。还常放电影。这样，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对我边境的部分群众和干部也发生一定影响。”雷基边民大会“表面宣传中缅友好，实际是对我展开政治攻势。从会议第一天来看，将两国边疆的矛盾提到首要地位……此外，缅甸官员们，对我边境似乎有相当的猜疑和顾虑，总想刺探刺探，看看虚实，摸一摸我们的底。”

“黄果园事件”后，缅甸继续利用国内外媒体向中国施加压力。1956年7月31日，缅甸主要报纸、英文的《民族报》（TheNation）报道，“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共产党中国军队已经侵入并且占领了从葡萄城到肯朗渡口共长五百英里的边界附近的缅甸领土，而且仍然在向内地移动中。”“吴巴瑞（UBaSwe）总理昨天召集了内阁‘内圈’和各军种首脑会谈，讨论这种严重局势。”该报道引起了中缅两国以及国际舆论的注意。当日，缅甸政府对此发表声明，否认了该报道的部分内容，但承认“有些中国部队进入了缅甸领土，在佤邦非常接近缅甸-中国边境的联邦土地上建立了哨岗。”“尽管政府在公开声明中倾向于淡化渗透的范围和程度，吴觉迎却也承认，新闻报道事实上是准且的，而且已经发生了冲突和死亡（去年11月）。”针对缅方的声明，8月4日周恩来致信吴努，回应说缅外交部的声明虽然承认该报道是真实的，但承认“中国军队进入了缅甸境内的佤邦，建立了岗哨等等”，批评在双方未谈判达成共识之前，缅甸“根据自己的看法公开指责对方越境都是不相宜的。这只能给挑拨中满者以可乘之机，并不利于两国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对此次冲突的分析是，“缅甸政府不断利用《民族》报来‘泄露’他们不愿意由自己宣布的消息，似乎《民族》上刊登的文章是受政府怂恿的。因为它希望能够引起全世界对中共行行径的关注，而无需以官方身份控诉它那对自己领土抱有侵略企图的中共‘朋友加兄弟’。”中国也认为缅甸国内报纸的攻击和指责是得到缅甸政府的唆使和支持的，所以同月中国向缅甸明确表明，缅甸“报纸上的消息不会完全同政府无关”，“中国政府希望缅甸政府不要增加政治空气，以便施加压力。”

1956年，缅甸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舆论攻势是比较成功的，既适时地避谣说明中国未侵略缅甸，又声称中国在未定界内的活动是进入了缅甸领土，这样不仅明确殖民时期中缅边界的合法性，而且借助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同年发生的“波匈事件”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大国的声誉，该事件结合两国的边界问题，在中缅关系中的“寒蝉效应”十分明显。缅甸对苏联出兵匈牙利，既不满，又害怕。仰光对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诚意愈加怀疑，害怕中国侵略缅甸，上演东南亚版本的“波匈事件”。

中国在未定边界地区的活动，使仰光感觉缅甸勒阿形势与匈牙利十分相似，缅甸应该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因此1956年7月以后，中缅关系一度较为紧张，缅甸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较为倾向西方。缅甸和国际舆论对“中国侵略缅甸”的渲染、西方阵营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推波助澜和挑拨离间、“波匈事件”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

中国的反应：为了扭转上述问题带来的被动局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与1955年“黄果园事件”发生后中国舆论保持沉默不同，对于缅甸媒体对中缅边界问题的负面报道，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和报道，反击《民族报》的言论和西方媒体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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