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热播的谍战剧带有浓厚的文学虚构色彩，脱离常识和历史。真实谍战并非如文艺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敌人也不似剧中那么愚笨，情报工作能顺利开展离不开通过统战工作获得“合法组织活动”。
1949年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红色卧底沈安娜接获党的通知，不必再追随国民党南下，可回到解放区。沈安娜自此安全结束14年的潜伏生涯。国共内战中，大凡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重要会议，作为速记员的沈安娜都将情报通过丈夫华明之及时传递给共产党，她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与沈安娜齐名的，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向晖是周恩来安排在国民党核心地带最著名的“闲棋冷子”，他与陈忠经、申健构成一个情报小组，此三人被誉为共产党情报界的“后三杰”。
红色特工的传奇外加谍报工作的神秘性，使其成为文艺作品青睐的创作源泉。曾经红遍全国的《潜伏》，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一次次将当年“惊心动魄”的国共谍战推到大众面前。
其实近年热播的谍战剧带有浓厚的文学虚构色彩，脱离常识和历史。有些文艺作品过度突出个人的英勇、机智、顽强，展示敌人的“迟钝、腐朽、愚蠢”；却背离了历史事实，抹杀了共产国际在全球的伟大布局，湮没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的统战之功，忽视了很多关键性的历史背景。
真实的谍战并非如文艺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敌人也不似剧中那么愚笨。除了屈指可数的知名间谍，多数谍报人员从事着非常乏味的工作。多数情况下，一份由卧底带来的情报不一定能被采纳，它只是提供了部分真假不一的信息，尚要跟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的情报进行综合比较，方能做出判断。
抗战前红色谍战全面遇挫
虽然国民党在强化组织建设上学习了诸多苏联经验，但它比共产党晚一步建立谍报组织。从北伐到定都南京初期，国民党政府并无谍报机构，秘密活动依靠帮会，如“四·一二”事件里让青帮解决共产党的武装工人纠察队。
此后宁汉分裂，共产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即从蒋介石的势力范围来到汪精卫的地盘。1927年5月，共产党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成立，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国共两大阵营里最早的谍报机关。
得益于没有像样的对手，还因军阀割据、国民党分裂造成的混乱秩序，特务工作处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顾顺章是特务工作处的负责人，早在筹建阶段，他和陈赓、陆留被派遣去苏联学习特工技术。
汪精卫很快发动了“七·一五”反共事件，随后宁汉合流。共产党中央机关无法在武汉立足，只好转移到上海租界。特务工作处在10月改组为规模大于往昔的特别行动科，即大名鼎鼎的“特科”，周恩来任负责人。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国共间初期的谍战较量主要在这两个组织间进行，初期国民党无优势。1930年初，电机工程专业背景的徐恩曾被从通信建设领域调到完全陌生的谍战领域，任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获得了陆军军官学校的60名优秀毕业生，南京政府仅仅在人力资源上就呈现优势。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徐恩曾和他的团队都是新手，一切从零开始，他在回忆录里感叹初期工作的困难。这个从天而降的良机，即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叛变的共产党汉口市委书记尤崇新，在武汉指认了装扮成魔术师的顾顺章，兴奋不已的徐恩曾执意要争取顾顺章，未几便遂愿。
顾顺章指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地下党，但钱壮飞已向党中央发电报通报顾顺章被捕并变节，随后悄然跑路。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在第一时间迅速转移，国民党未抓到一个高级干部。“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周恩来高度评价钱壮飞一份电报挽救中央的功绩。
顾顺章还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一边教授在苏联所学知识和多年的实操经验，一边介绍共产党特科的行为习惯和组织架构，使国民党特务开始透彻了解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顾顺章的系列讲义被编成《特务丛书》，他写成的《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等书成为国民党的教材。身居党内要害地位的顾顺章知道组织上太多的秘密，这为国民党人打开了谍战突破口。
“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案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徐恩曾夸耀顾顺章带来的好处。
国民党开始“清党”后，除了在党政军机构里排斥共产党员，主要以警察和特务机关来从事反共工作。最要命的是共产党丧失了“合法地位”，公开的工作全盘停顿，秘密工作失去“公开合法”的保护后，等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民党解决了党内权力继承问题后，能腾出更多精力来对付共产党，使得党组织的生存日益艰难。
从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方面连续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共产党中央总部、共产国际机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互济总会、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等组织接连被毁。谍战激烈时刻，共产党从江西苏区调来大批人员补充损失，但无济于事，多数补充者被捕后叛变。徐恩曾一方则不断录用叛变的共产党员，让他们编写教材、任教员；一方面让暗中变节的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共产党组织内，使国民党全面渗透共产党地下组织。
处境危急的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难以开展有效行动，遂于1933年1月移至苏区瑞金，这是共产党谍战暂时落败的标志。共产党翌年更是损失惨重：1934年3月，江苏省委遭连续破坏；6月，灾后重建的江苏省委被毁灭；9月，负责惩治叛徒、暗杀国民党特务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红队）35人全部被捕，其中有7人是国民党卧底，首领邝惠安被判绞刑；11月，共产党北方军委、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180多人被捕。用刘少奇当年的话讲，白区组织损失了接近100%。
据大陆官方说法，从大革命高潮到1927年11月，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急速减至1万余人。国民党“清党”让共产党元气大伤，当共产党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后，党员人数一路上升，1934年达到抗战前的最高峰30万人。因1934年在军事上的失败，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又意味着在农村的组织八成遭到毁灭，党员人数随后逐渐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