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杂志2013年第9期刊登了约翰·T·科雷尔的文章：The Second Coming of Counterinsurgency。文章主要介绍了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越南丛林中的特种作战而兴起的反游击战（COIN）概念，40年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再次碰到了类似的状况。彼得雷乌斯等美军将领将反游击战概念加以扩展，并将其用于实战，但其效果似乎是局部和暂时的，而且在阿富汗不太适用。美军内部对反游击战的效果也存在争议。文章编译如下：

反游击战（COIN）随着越南战争而起落，四十年后它又回来了，成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主要任务。

1961年，反游击战的新准则如野火般横扫美军，也引起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个人热情。当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承诺支持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战争”时，肯尼迪长期感兴趣的所谓“有限的局部战争”又增添了额外的紧迫感。

肯尼迪就任总统两周后，白宫向五角大楼发出了一份《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指示五角大楼将重点放在反游击部队的发展上。这是肯尼迪23份《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中的第一份。

肯尼迪总统特别重视陆军特种部队。在去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参观特种作战中心时，他饶有兴致地授权佩戴绿色贝雷帽。在这之前，陆军领袖们禁止精英之外的人佩戴绿色贝雷帽。

各个军种都迈进了反游击战的行列。美国空军组织了一个“丛林吉姆”中队，使用老式飞机，能够利用偏远和原始的基地作战，并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建立了特种空战中心，第一航空突击大队是其主要作战部门。

肯尼迪将前陆军参谋长马克斯维尔·D·泰勒上将重新召回现役，并让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主张“灵活反应”，降低对战略空中力量的依赖，他因为抗议而提出退役，并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一书中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肯尼迪读了这本书，并对书中观点表示赞同。

新学说的试验场将是越南，那里的共产主义叛乱推翻了法国的殖民势力，并在试图推翻吴庭艳在西贡的亲西方政权。

1961年10月，布拉格堡的陆军特种部队在白宫记者团面前进行了能力展示。其中一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记者是法新社记者弗朗西斯·拉腊，曾全程报道过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不是吗？”拉腊对《纽约时报》记者汤姆·威克说，“真有趣，当我们试图在1951年这么做时，这并不管用。”

对反游击战的呼吁

美国关于突击队和远征作战的历史先例可以追溯到罗伯特·罗杰斯和他的游骑兵队员在法国和印度的战争。但是，这些行动只是些不太重要的战斗，几乎无法被归类为反游击战。

欧洲殖民势力曾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对付过游击队，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却很有限。这与美国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与阿帕奇族的战斗有一些相似，但仔细看，更像20世纪初美国在菲律宾镇压摩洛人暴动。

“反游击战”（简称COIN）这一术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广泛使用，但是对这一术语的定义仍然存在不同观点。一般来说，它指的是对抗非正规部队的武装革命，这些非正规部队一般采用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打了就跑”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岁月里，这种反游击战模式最常引用的成功案例当属英国在1948年和1954年之间压制住了马来亚的共产党游击队。但是马来亚的叛乱分子大都是华人——在马来亚只算少数族群——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孤立和锁定。

有一句话在这个世纪依然能引起共鸣，这就是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所说的，“答案不在于让更多的军队涌入丛林，而在于人的心里和思想中。”基本战略是“清理并保持”——清理一片区域中的叛乱分子，并保持该区域的干净。这一战略是由罗伯特·汤普森提出的，他是坦普勒的作战参谋军官。这大大超过了赢得人心和思想。超过40万的华人村民被强行重新安置，从而将他们与游击队隔离开，这样游击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在丛林中维持。相当数量的叛乱分子在直接军事行动中被打死。

在1960年至1965年间，汤普森带领一支英国顾问团队来到了南越。在他的建议下，吴庭艳于1961年至1963年间将南越农村村民搬迁到3000多个堡垒般的“战略村”中。这一想法是为了将农民与游击队隔离开，但是主要效果却是让村民们相互疏远。这一实验随着1963年吴庭艳的死亡而结束。后来，汤普森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打败共产主义暴动：马来亚和越南的教训》，这本书至今仍被视作反游击战的经典教材。

实验的不足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空军突击中队部署到了越南，最初是担负训练和顾问职责，但是后来逐渐升级为直接参战。中央情报局延续了其前任——战略情报局（简称OSS，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虚张声势的传统，OSS从20世纪50年代就渗透到东南亚进行秘密行动和情报收集。

到1965年，美国陆军在越南共有60个特种部队营地。反游击战在美国国内的报道中神乎其神，但是在越南的效果却微乎其微。

在很多重要方面，越南都与马来亚有所不同。马来亚的游击队是土生土长的，没有来自外部的大力支持。而南越的战争则是北越煽动、指挥和支持的。在马来亚，英国人拥有主权权力，并完全控制着战斗和国内决策。在越南，反游击战的努力被一个固执而腐败的政府削弱了，它对从根源上消除异议没有一点儿兴趣。

肯尼迪不止一次地说到，“这是他们的战争，我们无法帮他们打赢战争”，但是当林登·B·约翰逊接任总统以后，他让大量美军卷入战争，越南战争成为了他以及美国的战争。陆军上将威廉·C·威斯特摩兰，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MACV）司令，废除了“飞地战略”（为了让越共叛乱分子远离人口稠密的安全地区），取而代之的是“搜索并摧毁”。

大卫·J·迪恩中校在《空军大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到1966年底，越南战争显然已经升级到常规水平，美军投入大力气进行作战”，“空军突击队没有参与反游击战，更多是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

陆军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仍在继续进行“凤凰行动”等反游击战活动，在村子中寻找和消灭所谓的“越共基础设施”。赢得人心和思想阶段——有时被开玩笑地缩写成“WHAM”——大多数时候被视为笑话，直到21世纪初的反游击战再次将它带回来。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美军反游击战概念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