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处理“内交”：以领土换取兄弟国家的政治支持

在与北方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朝鲜和蒙古)的边界谈判中，中国做出了更大的让步。

自明末清初以来，中朝之间的边界争议主要在图们江的江源地区。1909年的《间岛条约》已将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火山湖)划归中国，但朝鲜人始终认为白头山(即长白山)是他们的圣山。直到1960年初，中国政府关于解决中朝边界问题的立场是：第一，中朝边界的划分并无重大问题，且因有《间岛条约》为据，故不以为会产生重大争议;第二，认为存在不少枝节问题，主要是界河改道和淹没区形成的划界问题，对此可提出局部解决方案;第三，已经感觉到“长白山地区的国界线划法”可能有麻烦，而这些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因此，为避免影响中朝关系，中国确定的方针是：边界问题的总体解决尚待时日，先着手解决临时性和局部性问题，并为此开始做准备。1959年朝鲜表示边界问题“暂不宜于解决”，但1962年2月却突然提出能否通过内部协商(即不公开谈判、签约)解决中朝边界问题。中国立即表示同意，4月双方开始谈判。中国原以为中朝边界不存在大问题，因此没有足够的准备，对朝鲜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感到意外;同时又认为，中朝之间完全是同志关系、兄弟关系，没有外交，只有“内交”，所以边界问题容易解决。10月，中朝《边界条约》顺利签订，确定了包括长白山在内的中朝边境地区1，334公里的分界线，以及鸭绿江和图们江中岛屿和沙洲的归属。其结果是，中国放弃了《间岛条约》的规定，基本上接受了朝鲜提出的领土要求。原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南麓的大片领土让给了朝鲜，位于中国境内长白山主峰的9.8平方公里的天池，54.5%归属了朝鲜，而中国拥有的面积只占45.5%。关于两条界河，条约中没有使用国际条约通用的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方法，而是规定双方共同拥有，共同管理，而处于中间的岛屿和沙洲，则由双方协商解决。最后，451个岛屿和沙洲，中国拥有187个，朝鲜拥有264个。鸭绿江口外两国海域的划分也有利于朝鲜[9]。显然，谈判双方对于原有边界条约已完全视而不见。

至于中蒙方面，1945年8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中苏两国政府在承认蒙古独立的换文中规定：“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但当时没有实地勘定，也没有附图作为根据。新中国成立后，中蒙多次发生边界纠纷，蒙方于1956年在阿勒泰专区所属西岔河、红山嘴一带进占中国领土720平方公里。后经协商，两国政府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然而，蒙古方面的领土要求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节节攀升。1958年7月，蒙方发照会提出的边界线大大超越了1945年中苏换文时中蒙的实际交界线共约43，876平方公里，其中已为蒙方实际占有者约17，490平方公里。此后，蒙方又逐渐转向阿勒泰专区青河县辖境，打伤中国边民，强占中方领土。对此，中国政府一再忍让。在这种情况下，蒙方要求尽早全面划定两国边界。中国对于中蒙边界的实地踏勘和校正工作于1958年开始，但直到1962年4月仍感历史资料不足。尽管如此，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为了安抚蒙古，中国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要求。1962年10月，中蒙双方在乌兰巴托开始边界谈判，12月缔结《边界条约》。其结果是，中国放弃了大部分要求收回的领土，在谈判中涉及的16，808(一说16，329)平方公里争议领土中，中国只占35%[10]。在此，已经很难看到中方最初确定的以实际控制线为谈判基础和民国政府管辖土地“寸土不让”的方针了。

中国对朝鲜和蒙古做出重大领土让步的目的，一是在中苏两党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争取把这两个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拉到自己一方，二是想促进与印度、苏联边界争端的解决。然而，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朝鲜在得到其梦寐以求的白头山主峰后，确有一段时间积极追随中国，对苏联的号令不大理睬，甚至公开指责苏联。但是好景不长，1965年以后，随着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下台和苏联对朝政策转向积极进取，朝鲜便渐渐倒向莫斯科;加上文革初期中国对外政策日益激进“左”倾，终于导致中朝关系走向破裂[11]。而蒙古长期依赖苏联，在中苏争吵之际暂时保持中立只是为了眼前的实际利益。1962年12月26日，即中蒙《边界条约》签订的当天晚上，来访北京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火药味儿很浓”的会谈。当周恩来谈到中苏之间的分歧时，泽登巴尔表示了坚定支持苏共中央的态度。会谈结束后，泽登巴尔明确告诉身边的蒙古人，边界条约的签署并不能改善蒙古与中国之间的关系[12]。

三 武装冲突：与印度、苏联的边界争端不断激化

至于中印和中苏关于边界的争议和谈判，则完全走进了死胡同，双方最终走上了诉诸武力的道路。

中印边界问题在1959年中国平定西藏叛乱后逐渐升温，其时中印关系已趋向恶化。在领土问题上，印度积极进取，中国则尽力维持现状。武装冲突发生后，中国主动后撤20公里，并提出谈判解决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在访印期间提出各自让步、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主张，实际上是有意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为印度占领)换取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中国占领)，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中段2，000平方公里争议土地未提及)。但印度根本不承认有边界争议，而且采取步步紧逼的“前进政策”。中方忍无可忍，终于导致1962年10月的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在取得军事进攻的胜利后，中国政府主动宣布停火，并将军队撤退至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处。在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提出的谈判要求后，中印关系陷入僵局[13]。

中国当时的注意力本来就在东方而不是西方，对印度也确有在领土问题上忍让以求边界安稳之意，结果好心未得好报，反而被对方误解。印度政府采取得寸进尺、咄咄逼人的立场，固然与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受其国内右翼政治势力挤压逼迫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中国在边界问题上一再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的做法所鼓励，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断施加压力、坚持强硬立场便能如愿以偿。而1960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转向激进，已经视印度政府为“反动派”，自然不可能对领土问题再做任何让步。

中苏边界纠纷由来已久，但在19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双方采取宽松、谦让、回避的方针，没有发生重大问题。正当1958年中国启动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步伐时，中苏两党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边界纠纷事件也频频出现。随着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关于边界谈判的指导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即从意识形态斗争出发，在解决具体问题之前，要苏联先承认以往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

1964年2月，中苏边界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提出，签约的前提是苏联原则上承认沙皇俄国倚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领土。因此，前两轮谈判完全是在进行空洞的意识形态辩论。直到第三轮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谈判才进入实质性问题。由于双方都同意按照国际惯例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划分边界，所以除黑瞎子岛问题悬而未决外，东段边界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苏联同意将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含珍宝岛)及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国，苏方控制的额尔古纳河地段200余平方公里岛屿也归还中国。然而，就在中苏边界协定草案送双方高层审阅、苏联代表团去北戴河休息的时候，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提出了一百多年前俄国占领中国领土的旧账和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毛的谈话完全破坏了中苏边界谈判刚刚形成的和谐气氛，以至苏联代表团中途回国，谈判中断[14]。当然，毛并不是真的想收回中国在沙俄时期失去的领土，而是有意激怒赫鲁晓夫，其目的就是不希望中苏边界谈判取得成果，并由此带来中苏关系的缓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继续把苏联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靶子，才能保证他所设计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顺利启动。如此看来，解决边界问题在这里又是为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或工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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