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期，“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主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而“和平共处”方针只是作为一种暂时的策略。在试图通过领土让步稳定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却不断输出革命，鼓励和援助邻国的反政府武装，这种二律背反的政策取向必然导致中国与邻国关系经常处于紧张和不稳定状态。

总之，在上述两重观念的指引下，或许对于中国的“天朝”(或革命阵营)而言，边界从来不是问题，甚至不存在;只要归顺“天朝”(或革命阵营)，给你再多的疆土也没关系，因为你本身已经属于“天朝”(或革命阵营)了。正因为如此，1957年中国政府才会轻易将白龙尾岛赐予“同志加兄弟”的越南;1959年毛泽东才会向印度共产党表明“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意义;1962年中国领导人才会认为与朝鲜进行的边界谈判只是在办“内交”而不是“外交”。实际上，真正对中国领导人处理边界问题形成挑战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身的中央王朝观念和世界革命理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至少到1970年代，中国现代领土属性转型的历史过程尚未彻底完成，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也没有正确地定位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即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

文/沈志华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2014年8月号

注释

1 详见沈志华：〈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4年6月号，页22-32。

2 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页23-40;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359-624;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冬季号)，页45-96;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页206-374。关于中共在夺取政权初期推动亚洲革命及1954至1955年放弃输出革命的情况，详见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页27-37。

3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缅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页1-13;〈党内外人士对中缅条约的反映〉，《零讯》，1960年第13期，页1-5;〈云南省各界代表人物对中缅划界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零讯》，1960年第14期，页5-7;〈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会议已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外事动态》，1960年第57期，页10-11;王士录：〈“《中缅边界条约》模式”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3-4期合刊，页37-48;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页275-86;〈新中国处理边界领土争端的典范–基于中缅边界问题的划定〉，《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4期，页73-76;陈寒溪：〈论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模式–以中缅、中俄关系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页46-50;范宏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页36-45;M.TaylorFravel，StrongBorders，SecureNation：CooperationandConflictinChina‘sTerritorialDisput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329-30。

4〈缅甸表示愿迅速解决边界问题但对缔结友好条约却不积极〉，《外事动态》，1959年第63期，页9;〈奈温要我接受其边界问题方案作为访华条件〉，《外事动态》，1960年第1期，页2;〈周总理覆函邀奈温来华商谈边界问题〉，《外事动态》，1960年第3期，页4。

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页54-56。

6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尼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页1;〈对尼泊尔首相访华的估计〉，《外事动态》，1960年第14期，页1-5;〈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已就工作任务等达成协议〉，《外事动态》，1960年第62期，页2-3;〈中尼边界已举行了五次会议〉，《外事动态》，1960年第68期，页1;〈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页395-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293-94;齐鹏飞：〈中尼边界谈判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页90-98;M.TaylorFravel，StrongBorders，SecureNation，328-29。

7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阿、中巴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页21-38;〈巴为什么向我表示要同我谈判中巴边界问题〉，《外事动态》，1960年第9期，页6-7;〈对巴提出“中巴边界”会谈问题的看法〉，《外事动态》，1960年第33期，页9-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页102-104;王士录：〈“《中缅边界条约》模式”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影响〉，页42;韩晓青：〈中国与巴基斯坦解决双边陆地边界问题外交谈判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页91-99;M.TaylorFravel，StrongBorders，SecureNation，116-17，325-26。

8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阿、中巴卷》，页1-2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页104-105;M.TaylorFravel，StrongBorders，SecureNation，324-25。

9 详见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外事组编印：《中朝条约、协定、议定书汇编(1954-1969年)》(1971年1月)，未刊，页4-27;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外事办公室编印：《中朝、中苏、中蒙有关条约、协定、议定书汇编》(1974年6月)，未刊，转引自韩文译本：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第三研究室编：《内部资料(3)》(2007年12月)，页11-13、17-54;〈罗贵波在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3月4日)，广西档案馆，X50-3-6，页99-120;沈志华、董洁：〈中朝边界争议的解决(1950-64年)〉，《二十一世纪》，2011年4月号，页34-51;M.TaylorFravel，StrongBorders，SecureNation，321-22。按照地图比例尺估算，中国出让的领土大约在500平方公里左右。关于中国出让领土面积的估算，还参见Dae-SookSuh，KimIlSung：TheNorthKoreanLeade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8)，200。

10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蒙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页1-2、152-98;〈外交部关于同蒙古政府谈判解决中蒙国界问题的请示报告〉(1957年12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252/1/51，页6-11;〈罗贵波在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页99-120;〈阿勒泰专署关于复查中蒙边界和调查中苏边界的意见〉(1959年6月7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11/1/74，页27-28;〈省外办关于了解中蒙和中朝边界历史资料问题〉(1962年4月19日)，江苏省档案馆，3124-0139，长期，页5-22;〈中蒙国界线存在的一些问题〉，《外事动态》，1959年第76期，页3-4;〈苏联表示苏所出地图不能作为中蒙划界的依据〉，《外事动态》，1959年第87期，页3-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外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通志.外事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页233-36、266-6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页100-102;阿勒泰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阿勒泰地区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页945-47;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外事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9)，页109-10;M.TaylorFravel，StrongBorders，SecureNation，110-12。

11 参见BerndSchaefer，“NorthKorean’Adventurism‘andChina’sLongShadow，1966-1972”，CWIHPWorkingPaper，no.44(October2004)：2-3;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六十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页21-35;NobuoShimotomai，“KimIlSung‘sBalancingActbetweenMoscowandBeijing，1956-1972”，inTheColdWarinEastAsia，1945-1991，ed.TsuyoshiHasegawa(Washington，DC：WoodrowWilsonCenterPress;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11)，122-51。

12 契尔沃年科(С.Червоненко)与策伯格米德(Д.Цэвэгмид)会谈纪要，1963年1月1日，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5，д.7，л.1-19。

13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印、中不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页3-4、51-64;〈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1962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2/12，页11-29;〈目前我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外事动态》，1959年第87期，页2-3;〈尼赫鲁不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外事动态》，1960年第26期，页3-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312;徐焰：〈解放后我国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回顾和总结〉，《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页16-21。

14 参见李丹慧：〈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页146-67。

15 关于1958年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题发挥，反映出他对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地位的挑战心态，其实质并非国家主权和利益问题。详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页637-57。

16 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页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355;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49。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印、中不卷》，页51-54、74-82、124-26。

18 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55。

19〈毛泽东会见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1月25日，私人收藏。

20 李丹慧、沈志华对朱良访谈记录，2010年1月。朱良，1985至199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21〈毛泽东与印共左派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3日，私人收藏。

22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68-69。

23 必须承认，毛泽东面对大国、强国的确经常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这与“天朝”眷顾、保护周边“皆隶版籍”的弱小国家没有矛盾，二者并行不悖。

24 参见列宁(VladimirI.Lenin)：《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毛泽东时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