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民主和平理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等。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没有同盟,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也同样保持不了霸权地位,因为届时有可能会形成昔日美苏冷战那样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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