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8月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在土地问题上承认“农民夺取土地的既成事实”。他们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谁进行阻抗，谁将会丧失群众的支持，“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不过该党那时几乎没有农村党员，对农村的影响力微不足道。本来俄国农民有自己的草根组织资源，即传统村社。在当时近乎无政府状态下，各地农民以村社为组织纷纷打家劫舍，自行分配土地。在农民的夺地过程中，除了过火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外，斗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危及土地所有者的生命。
俄国农民“更关心分地”，而且对不同的土地区别对待。在农民看来，俄国买卖的土地的合法性要高于继承的土地。人们试图在“继承的土地和购买的土地之间做出区别，他们认为继承的土地的神圣性要低一些，因为土地最初的获得十之八九是一种强力行为，相比之下，个人购买得到的土地是合法的，甚至农民自发产生的‘村社大会决议’都同意那些购买获得的土地要得到赔偿。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认为，让地产主（他们没有劳动经验）遭受贫穷和饥饿是不人道的，因此建议提供一种终身养老金，但是决不能对这一类土地所有权进行赔偿，这个建议得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农民欢迎。
给农民土地的既不是临时政府也不是苏维埃，而是传统村社的自发夺地运动。
继1905年的第一波运动之后，1916年开始第二波分地运动，各省的乡委会要求：地主的、国家的、皇族的、教会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场转交给乡委员”，并把“地主的所有农具、牲口和财产均应如数交给乡委会支配”。皇权松弛后对土地的要求立即显现出来，农民提出来的是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和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意志并不在于消灭地主的肉体，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土豪”，而是“分土地”，但是乡委会约束不了农民的行动，农村每天都会发生“农夫对老爷实行暴虐”事件。莫斯科省莫扎尔斯克县的首席贵族瓦尔热涅夫斯基在给他的朋友谢列梅捷夫的通信中描述了二月革命后农村状况，“已经出现了1905-06年那样的浩劫和恐怖”，“农民又来要土地”，这是他们“考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拒绝这样的‘请求’是不可能的”，“父辈和祖辈留给我们的一切，都会被毁掉，被抢光，被剥夺”。
农民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坚持革命立场，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9.8%委员会维护地主的利益，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关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俄国的贵族老爷占有的5800万俄亩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前沙皇官吏的土地因其政府倒台而不受保护都被当地的村社占有，科尔切夫县的上自治局主席柯尔文·里特维茨基的庄园被农民烧毁，他本人因抢救财产也被烧死，森林被伐尽。前内务部长普罗托波波夫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到1918年中有36个县的农民已夺得地主86%强的土地，80%的农具和设备，农民占有的可耕地从原来的80%上升到96.8%。
以村社为纽带夺取地主土地并打击独立户，是这次斗争的特点。农民们多由村社权力机构——村会以及各村代表组成的乡委会领导，许多地方这类会议随着村社职能衰亡已长期未开，此时又恢复了活力。到1917年3月21日止，唐波夫省埃拉托姆斯克县26个乡中的19个乡建立了乡会，到6月，维亚特卡省所有的乡都召开了乡会，8月下旬，尼日涅戈罗德省的253个乡中已有220个开了乡会。小共同体的联系纽带成为夺地运动的组织工具。
农民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冲着地主的，其次是对准斯托雷平改革中受益的独立农户——“村社分离者”。萨马垃及萨拉托夫诸省的土地委员会都宣布：“家庭农场与独立农户在经济上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它破坏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农业区，自发行动起来的农户实行了强制消灭独立农户制度。如弗拉基米尔的一些乡规定：“所有的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无论是份地还是买来的地，一律并入村社。今年（1917年）春乡土地委员会已命令：全部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的主任一律迁入村社。秋天后拆除全部建筑物。”许多地区，独立农民制度几乎全部被消灭，在萨马拉省其比重由19%降到0.1%；在萨拉托付省由16.4%降至0.01%；在斯塔夫罗波尔省从24.9%降至0.4%；在顿河区由10.4%降至0.6%；在中央黑土区从4.1-10%下降到0.1-1.2%；在西部与西北部地区一些农业地位不高的身份仍有一些独立农民，但数量也大为减少。总之，在全俄范围内“独立农庄主开始‘自愿’回到重分公社中，对那些顽固者则采取强制手段，直到收回他们的土地”。
这样，从1917年2月-1918年夏，由公社夺取的土地由7000万俄亩是来自独立农民的，约4200万俄亩来自地主，约有478万独立农民的土地（约占全俄农民土地的37%）被村社归并加以重新划分。土地革命的第一个结果是消灭了地主所有制，但最显著的后果是以村社消灭了独立农民，使斯托雷平改革的成绩荡然无存。恐怕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在土地革命中从农民手中夺地并加以重分的要比从大地产中取得的多。这是因为第一，俄国的“土地革命”是在村社领导下完成的。第二，农民们对“死老虎”贵族的兴趣不是很大，主要“革”的是独立农民的“命”。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并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他们只是乐见其成罢了。
后方分地直接影响战局的输赢
其实，“自发夺地”运动触动最大的是前线的军队。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人数 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军队的作用比他们实际占的人口的比重要大得多。这里面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3.5-6%是工厂工人，10-20%是城市中间阶层。其中农民是660-726万，无产者176-220万（包括工厂工人是40-65万）城市中间阶层110-220万。从民族成分划分俄罗斯人580万，占总数的53%，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235万和30.8万，60万波兰人，50-60万鞑靼人，40万犹太人，30万亚美尼亚人，20万格鲁吉亚人，10万摩尔达维亚人，10万波罗的海人。
当时俄国与德、奥、土、保战争正处在炙热阶段，正因为后方的夺地斗争是“自发”的，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形成苦乐不均的局面，导致了前方将士的军心涣散。后方的“夺地”消息一传来，部队哗然，士兵们愤慨地说：“我们在前方卖命，后方却在抢夺胜利果实，等战争结束哪里还会有我们的份儿！”奥伦堡的机枪团竟然抽签决定哪一个营上前线。
于是，后方的“夺地”与前线的战争形成一种互动，前方打仗后方分地，军心动摇，前线的“厌战反战”情绪大爆发。加之布尔什维克在军队强大的渗透力，连以上单位均有布尔什维克所设的支部，在他们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的口号策动下，前线与“敌军”的休战、放空枪、联欢等行为十分普遍。布尔什维克鼓励士兵开小差，憎恶纪律，抗命不遵，视长官为敌人，大家散伙回家分土地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上千万的部队势不可挡地稀里哗啦的垮下来了。
士兵们说，“他们要打仗，让他们自己来打，干嘛要为统治阶级送命，我们可不想死在战壕里，先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把地主、寺院、皇家的土地夺过来给我们”，“把刺刀插进战壕里赶快回家吧”。谁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到底能为我们换来什么？“我们要回家，要自由和土地，我们为什么要变成残废?打倒军官，砸开连队的钱柜散伙回家。政府说要把战争打到胜利为止，谁需要那些海峡”。俄军开小差的人数达到200万人。“因为士兵对于后方未经他们参加而重分土地的举动都极端敏感”这和军方的士气有直接的关系，连俄军的指挥系统都要求或者停止“无序分地”，或者“必须得到下级军官的书面同意，或者由他们亲自参加”，甚至建议为了这个目得给士兵四到六个星期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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