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在给各省官员的一份通报中说，不是新政权不支持分地，而是擅自夺地行动，“将给军队、国家和国家本身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可以说，即便没有十月革命，只要后方“夺地、分地运动”不停止，俄军的战败已是板上钉钉的结局了。如果政府做不到平息这个动摇军心的关键环节，就无法制止前线的军队崩溃和士兵大量逃走。一战中俄军的败局是无法挽回的了。
鉴于革命后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地权”，如果把十月革命前的这次大规模的土地调整看作是“土改”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的土改先于革命，而且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是农民自发完成的，它也直接导致了俄国的战败。布尔什维克天花乱坠的画饼，让农民心驰神往，一下子被认为是最理解农民的政党，但是他们策动革命的宣传目的达到之时，也就是许诺寿终正寝的时刻。就在1918年刚刚完成分地运动的农民，马上就面临着新政权“余粮收集制”的残酷打击。
农民自愿参军更是一个神话
1918年1月份颁布义务军法令，几乎没有人响应，到夏季应征的人数才达到1万人，而且主要是失业工人。1918年3月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任命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凭空造就出一支部队来。托洛茨基承认，现在首先要打破自己形成的宣传体系，恢复了强制性征兵，进行强制动员，托洛茨基说：“离开了惩罚就建立不了军队。没有死刑手段就休想让大批人去进行殊死搏斗”。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持“钢铁般的专政”和“政治垄断权”。
托洛茨基严厉禁止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沙皇军队中推行的“士兵民主”，他甚至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实际上，唯一的差别似乎是前者的强制性虽然仿效后者，但比后者更加严厉。布尔什维克用以在城市里发动政变的反战士兵和赤卫队可以驱散冬宫的妇女营和士官生，但真正一打仗就证明那是不管用的。1918年成立的红军一开始就是按沙俄时的强制征兵制组建，而且在内战中几乎全部是由沙俄旧军官指挥一线作战的，1920年红军中有7万旧军官在服役。当然，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并不信任，于是发明了政委制。这可以说是与旧俄军唯一的不同点。
不过，当时的政委并不是后来描述的那种专职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的角色，他们实际的身份就是“监军”，即监督那些仍在指挥职位上的旧军官。政委被授权一旦发现军官有异动即可立即处决。同时军官们的亲属也被扣为人质留在后方，一旦有异动，不仅政委会立即枪毙他们，他们的亲属也会在后方死于非命。这样就保证了军官们只能为新政权服务。1919年6月斯大林受国防委员会委托，发表《告彼得格勒的军队》一文，宣布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所有投奔白军的人的家属，无论他们居住何处，都应立即逮捕，这些叛徒的土地资产应立即剥夺，永不归还，通令全国将他们就地处决，将叛徒指挥官的家属扣作人质，红军中的人员“即使向白军迈了一步”，他们就要被就地枪决。
军官如此，一般战士更不用说。苏俄红军中大量的农民子弟和沙俄士兵一样是强制征招的，这与此前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民主”之下枪杀了原军官的反战士兵完全不同。本来根据欧洲左派的意识形态，革命后是要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公民持枪权基础上“武装人民”的。恩格斯曾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并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95页。）所以有人说：马、恩从来没有谈论过“人民武装”，他们谈论的只是“武装的人民”。“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据这种观念，苏维埃政权也一度着手解散军队，复员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质的赤卫队。后来发现“武装的人民”不管用，1918年遂颁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该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临时性军队，并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而这个原本说是临时性的军队尽管据说“目的”不同，但其“组织原则”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与沙皇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所谓义务兵役制就是强制征兵制（尽管在和平时期，尤其在种种优惠安排下，强制性并不明显），古罗马时谓之“血税”，即当兵“服役”如同纳税一样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自愿的权利”，虽然这种制度并不排除有人自愿从军，但它并不是靠志愿者来打仗的。
而当时的俄国，由于战乱中工厂普遍停工，失业工人自愿从军还是有的。但俄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军人主要来自于农民。他们基本上是被征服役。而内战时由于实行余粮征集制等原因，苏俄政权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列宁曾说“1921年以前，农民的暴动可以说是普遍现象”。这里说的可不是反沙皇或反“白匪”的革命暴动，而是反苏维埃的暴动。以至于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宣传是对付“资产阶级”的，内部场合却常常直言“专政”就是对付农民。列宁就曾在一次内部接见中称：“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上农民踊跃参军、自愿为苏维埃而战？相反，由被征从军的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哗变、叛乱是那场内战中的常见景观。尤其在内战后期随着前沙俄将领领导的各支反苏维埃军队相继败亡、苏波战争也结束后，内战却又延续了一年之久，这时苏俄军队面对的主要就是农民造反，包括大量的哗变红军在内。
那么苏俄为什么能够取得内战的胜利？原因可以讲出许多。当时的内战并非是所谓“红-白”“双方”的战争，与列宁政权对抗的是很多各自为政而且常常互相敌对的势力。正如俄罗斯学者伊斯肯德夫所说，“互不往来、互相猜疑和互不信任使白卫运动出现了内部暗中作对的典型特征。例如，南俄的自愿军中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亲阿列克谢耶夫派和亲科尔尼洛夫派。两派之间经常“暗中摩擦和争斗”。严格地说，1918年的俄国是个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状态，新生的苏俄也许面对所有的敌人而言起初并不算强大，但面对每一股敌人而言她从一开始就是最强大的。她的众多对手无法联合行动，是她能够逐一削平群雄的基本条件，而这与农民的支持并没有什么关系。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金雁/文 经济观察报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俄国“土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