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一样，红四方面军在斗争实践中，也产生和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创建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开展军事斗争，赢得战争胜利的军事思想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作战方针原则、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和富有自身特点的优良的战斗作风。(可遗憾的是，红四方面军至今没有一部较为全面的军史，只有一部《战史》)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此外，作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四方面军既有军事工作、党团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等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又有中共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社会政策、俘虏政策等各项政策的规定，既有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生活纪律、群众纪律等严明纪律约束，又有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各种关系的准则规范。历史表明，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一样，走的是艰苦奋斗的道路。同时，还必须看到与红一方面军相比，四方面军由于纯粹由农民起家，起点较低，其成长道路自然更为漫长和艰难，所以其领导者也必然有更多的磨砺，而对徐向前来说，它又是不可多得的“时势造英雄”的重要契机。因为有了锻造红四方面军的艰难、独特而丰富的历练，所以，徐向前不仅外在领导层次上要比林、彭、刘高一些，其内涵功力上也比林、彭、刘丰富深厚一些。
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或称中央红军)，虽然分头在各自的战略区奋战，各自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革命本质，同样铸造了辉煌业绩。然而，仔细看起来，和一方面军相比，四方面军除了上述数字方面的优长外，还存有如下几个方面更为丰富的经历和更为独特的成就。
第一、正规化建设程度更高。一、四方面军都是从游击作战开始。四方面军根据地域、敌情和红军发展状况，较快地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较快。相反一方面军转换较为缓慢。正规化程度如何，不仅体现在两支部队的军事思想、组织指挥、体制编制上，更体现在一些战役战斗的结局上。比如湘江战役失败，不能说与这支部队的严重的游击习气没有关系。遵义会议之后，一方面军的游击习气仍然严重存在。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政治局和军委的“松潘战役计划”那么严肃重大的军事决定，林彪在前线想不执行就不执行，毛泽东等人居然也就随了他，以致成为了导致松潘战役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方面军的正规化建设比一方面军扎实得多。早在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面对敌人20余万兵力，四方面军3万余人在徐向前指挥下，实行“围城打援”战法，连打四个大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其中苏家埠战役歼敌3万余人，生俘敌军总指挥厉式鼎。这些胜利既得益于高深的战略筹谋和各种战术精准运用，又得益于部队正规化建设。正规化建设的水平，也可以体现在机动能力和远距离运动转战能力上。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蒋介石亲自指挥10万大军围追堵截，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令行禁止，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沿途共歼敌1.5万余人，并翻越大巴山，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苏区。其干练和效率，远强于一方面军长征之途。四方面军的军略战略战术水平的提高和正规化建设的加速，既得益于分别精通国民党军军事、日本军事、苏联红军军事的曾中生、舒玉章、李特等三人的引进借鉴教练，更得益于徐向前统筹融汇，并结合红军军事斗争实践的开拓创新。
第二、大兵团作战能力。红一方面军直到1933年夏天，也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前，红军总人数一直在4万上下徘徊，也就表明部队作战说不上大兵团作战。从第五次反“围剿”准备开始，大量补充新战士，然而这次反“围剿”作战也算不上大兵团作战形态。真正算得上大兵团作战的是湘江作战，可是，却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惨败。而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以及进军岷江流域的作战，都不失为红军战史上大兵团作战的成功范例，堪为经典之笔，应该说也属徐向前的得意之作。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毛泽东于1936年10月指挥宁夏战役，此战可称为大兵团作战，然而其结局却是惨不可言，成为典型的失败战例。所以，可以说徐向前是红军时期唯一的一位多次组织指挥大兵团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领导人，即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都没有如此经历。
第三、战略战术更丰富。中国工农红军各支部队都具有丰富的战略战术，其中官方将一方面军作为重点，作了全面总结升华，而四方面军作为人数最多、打仗最多、歼敌最多，红军三大主力中的主力，其战略战术则更为丰富。四方面军经历了由游击队到正规主力红军的阶段，积累了游击作战和大规模运动战、攻坚战、阵地防御战等正规作战的经验，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战略战术。比如，游击队时，创建了七条游击战术原则。形成正规红军后，鄂豫皖时期，围绕运动战和攻坚战，将“飘忽战略”，围城打援战法运用得娴熟自如。川陕时期，在敌重兵三路围攻、六路围攻面前，根据当地地形等条件，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收紧阵地”这一特别富于表现力的专有名词正是四方面军的创造，其内容丰富，思想精深，非比寻常。“收紧阵地”，强调的是以“阵地”为基础，以“收”和“紧”为主导，它为敌消我长，我反攻胜利，规划了蓝图。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面对敌“围剿”大军，红军一般采取先退一步，诱敌深入。四方面军既认同和坚持这一原则，同时又不墨守成规，只要有机可乘，不放弃先机制敌，主动进攻。比如，鄂豫皖第三次反“围剿”，就是乘敌部署未定，主动出击，连续四次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粉碎了“围剿”。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川陕“会剿”，四方面军又先敌一步，乘敌部署未成之际，主动进攻，打破了“会剿”。四方面军是一支善于学习、善于创新，作战特别讲究从实际出发的部队，其战略战术，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其战略战术成就，与它的战绩一样，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具有崇高地位。同时，它又是中国红军中唯一的一支在独立自主条件下，解决了反“围剿”反围攻作战的战略和战术、理论和实践的红军主力部队。
第四、开创了诸多根据地。红军10年，就根据地来说，红一方面军是长征“一条线”的两端，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而陕北苏区为别人开辟，一方面军参与了扩大和巩固行动。就建立根据地的自觉性和创建经验的丰富性来说，红四方面军要突出得多。红四方面军不仅先后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还在长征路上创造了剑(阁)梓(潼)江(油)北(川)根据地，包括茂(县)汶(川)理(县)、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宝(兴)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甘(孜)道(孚)炉(霍)瞻(化)地域的川康特区，以及甘南岷(州)洮(州)漳(县)西(固)渭(源)临时根据地，等等。红四方面军创建根据地，其主要特点为：最具自觉性和积极性，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方法多种多样，既有汉民族地区，又有少数民族地区，因而经历和经验最丰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建立“格勒得沙”和“波巴依德瓦”民族民主政权的活动中，实行中共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作出了有益的历史性探索。
第五、宽阔胸襟和全局观念。红四方面军一贯顾全大局，珍视兄弟部队友谊。早在鄂豫皖时，四方面军就有配合兄弟部队行动的经历。遵义会议之后，处于困难中的一方面军急需策应援助，四方面军不惜放弃大发展机会，迎难而进，强渡嘉陵江，进军岷江流域，并南下千里迎接，实现了两军会师。发现一方面军严重困难，四方面军大力给予粮食物资和部队补充。1936年，在红二、六军团困难时期，红四方面军又调整行动部署，南下数千里迎接，并热情给予粮食物资和部队补充。历史事实表明，没有红四方面军的迎接，红一、二方面军不可能完成北上任务，甚至有被国民党军消灭的危险。此外，红四方面军还积极策应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更为突出的是，红西路军为了策应中共中央和河东主力的生存和安全，于河西地域孤军奋战至一枪一弹。可是，红四方面军这支胸怀全局，忠实于理想信念，忠实于党、人民和民族的部队和成员，却长期不被信任，并饱受歧视，从而使广大指战员始终面临不公正对待的考验。
以上，就是徐向前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的非凡而坎坷的经历，这种背景下的总指挥徐向前，自然舞台更宽阔，视野更高远，历练更丰富，涵养更深厚，而如此条件下造就的作战指挥能力，自然也就居于更高层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