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将西路军逼入绝境。当西路军在困境中求援时，毛不仅全无实质举措，反而指责“缺乏自信力”、政治纪律无“转变”，与“群众的关系不好”。西路军于倪家营子等地长期苦战而不能扭转战局，希望到外地寻机脱困时，又遭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严辞强令制止，并与所谓“过去所犯政治错误”挂钩。(《长征时期》第945页)毛泽东要求西路军“固守五十天”，(《长征时期》第950页)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长征时期》第947页)实际上就是害怕西路军投敌，死得太难看。在西路军于三道柳沟被敌紧紧围困，遭敌分隔，断粮绝水，命悬一线时，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历数过去“成立第二中央”错误，痛批西路军现在“又发生这种错误”，强令要求“深刻检讨”、“彻底揭发过去与现在的错误”，同时策动张国焘致电夹击。(《长征时期》第960、961页)3月14日西路军于突围中兵败。17日“中央及军委”致电给西路军定性“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长征时期》第969页)
以上就是决定西路军生死存亡命运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就是红四方面军由盛到衰、西路军由生至死的关键节点，每一个节点上都开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道门：一道是生门，一道是死门。徐向前的计划和主张，是西路军的生门;而正是毛泽东的错误指挥，将西路军引入一道又一道死门，并最终推进覆灭的深渊。
为什么说徐向前开的是生门呢?从本质上说，徐向前的计划和主张，表现的是集中兵力、迅速进兵、避实击虚、扬长避短、取敌要害、速战速决，从而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基本特点，它既是弱小之军外线远距离作战的必须遵循，又符合战争基本规律和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在整体与局部、河东与河西、当前与长远、战争与谈判等问题上深刻体现了军事战略指导的辩证法，有这样的作战指导，必然是另一种结果。徐向前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22-523页)又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7页)
西路军失败是一场大悲剧。面对悲剧上演，往往存在三种人：一是悲剧落幕之后才知是悲剧，此为常人;二是悲剧落幕之后仍不觉是悲剧，此为庸人;三是悲剧未曾开幕即知是悲剧，此为明白人。那么，徐向前属于哪一种?明知眼前是一场悲剧，却无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发展，属何等悲何等哀者也。
文/夏宇立 来源：共识网
